接下来的几天，白戎北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每天早晚两次，他打来热水，拧了毛巾，给她擦脸、擦手、擦脖子。
她发烧出汗多，后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他怕她着凉，隔几个小时就拿干毛巾垫在她背后，过一会儿再抽出来。
毛巾是卫生所发的，白棉布的，已经洗得有些发硬了，他怕她不舒服，每次给她擦身上之前都先用自己的体温把毛巾捂热。
她嫌药苦，他就把药兑好，吹凉了，一勺一勺地喂她，喂完了就给她剥一颗水果糖。
水果糖是赵雅芳让白斯安送来的，用油纸包着，花花绿绿的，是过年时攒下来的。
他把糖剥开了送进她嘴里，甜味在舌尖上化开，她就觉得那一大碗苦药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
她半夜发烧烧得迷糊，浑身滚烫，翻来覆去地哼哼。
白戎北就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一宿没合眼。
他时不时拿湿毛巾给她擦额头、擦脖子、擦手心，毛巾凉了就再去用冷水搓一遍，拧干了叠好放在她额头上。
她烧得说胡话，嘴里断断续续地嘟囔着什么，有时候叫他的名字，“戎北”，有时候说些听不懂的，脸皱成一团，像是做了什么噩梦。他就凑近她，在她耳边轻轻说：“晚晚，我在。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他的声音低低的，很稳，像戈壁滩上那些千年不动的石头，不管风沙多大，它就是在那儿。
她听着他的声音，眉头就慢慢舒展开了，呼吸也变得平稳了。
后来她的病情加重了两天。
高烧反反复复，退了又烧，烧了又退，扁桃体化脓，疼得她连水都咽不下去。
孙医生来看了两次，换了一种抗生素，加大了剂量，输液瓶从早挂到晚。
她整个人蔫蔫的，吃不下东西，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白戎北就坐在她床边，把粥煮得稀烂，加一点红糖，一勺一勺地喂她。
她摇头说吃不下，他不急，也不催，就那么端着碗等着，等她缓过来了，再喂一口。
一顿饭喂下来，粥凉了热，热了凉，来回好几趟。
在她病情最重的那天晚上，她烧到了四十度，整个人迷迷糊糊的，认不清人。
她看着白戎北，忽然哭了，说“你怎么在这儿，你也死了吗”。
白戎北把她搂在怀里，拍着她的背，说“没死，都没死，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