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意没有催。苏律师说得很清楚——对方律师已经收到了那张储蓄卡的流水和资金来源分析报告，确认那笔定期存款的实际所有权属于张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意味着张磊和他母亲联手藏匿财产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攻破了。他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得问他妈要，连买烟的钱都得伸手，而他妈自从上次在公园当众出丑之后，对儿子的态度也从“我儿子真争气”变成了“你怎么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他现在比我们急，”苏律师在电话里说，“协议草案已经在他桌上放了十天。他要么签，要么等法院开庭。但开庭对他更不利——他出轨的证据、转移财产的证据、威胁你的短信和录音，我们手里全有。他律师应该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沈知意挂了电话，继续修剪手里的洋甘菊。花坊里阳光正好，小满新进了一批淡紫色的小菊，正蹲在吧台后面一棵一棵地过水。傅绥尔坐在靠窗的老位置上，面前摊着电脑，正在整理劳动仲裁案的证据材料。她上周代理的那个被哺乳期辞退的当事人官司打赢了，对方公司原本只肯赔两个月工资，最后仲裁裁定赔了六个月加精神损害赔偿。她把裁定书发给沈知意看的时候，在邮件末尾加了一句：“花给需要的人，法律给需要的人，我们给需要的人。”
这句话后来被小满写在了花坊的小黑板上，下面还画了一朵小雏菊。
下午四点多，沈知意正在给体验课准备花材，手机震了。是张磊发来的消息。短信不长，语气和她印象中那个只会摔门、甩脸色的男人判若两人：“知意，我想跟你谈谈。不是吵架，好好谈谈。我知道之前是我做得不对，你能给我半小时吗？就在你花坊附近那家茶室，公共场合，你不用担心。”
她看了两遍，把手机递给傅绥尔。傅绥尔看完，眉头微微皱起，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叩了两下，然后说：“他突然这么客气，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他律师终于让他看清了形势，告诉他再闹下去连他妈名下的存款都保不住，他慌了；要么是他想用软的那套来试探你，看你有没有动摇的可能。不管哪种，主动权都在你手上。你想去就去，但把我带上——我坐隔壁桌，全程录音。”
沈知意想了想，回了一条：“周六下午两点。半小时。”
茶室在小满花坊斜对面那条街上，走路不到五分钟。店面不大，装修简单，老板是个退休的语文老师，每天在收银台后面泡一壶铁观音，店里永远放着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古琴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