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美国的学校，跟咱们这儿有什么不一样？"有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问我。
"我也没在美国上过学。"我坐在他对面，"但我知道，他们的教育注重独立思考，不是死记硬背。老师问你问题，不是要你背答案，是要你想答案。你得多想、多问。"
"那如果我跟不上呢？"
"跟不上就加倍努力。你是王益烁的儿子，不能丢人。"
王镇岳笑了。"知道了。"
出发的日子定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船从仰光出发，经新加坡、香港，到美国西海岸，再从陆路去华盛顿。
送行的那天，密支那的码头站满了人。
余洁琳穿着素色的旗袍，头发盘得整整齐齐，站在码头上。她嘴上说着不哭，但眼眶一直是红的。
王镇岳背着包，站在船边。
"爸，妈，我走了。"
"走吧。"我说，"到了美国，记得写信。"
"会的。"王镇岳看了看余洁琳，"妈，别哭。我学完就回来。"
余洁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上前抱了抱他。
王镇岳转身上了船。船慢慢离岸，他站在甲板上，朝我们挥手。
余洁琳终于哭了，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揽住她的肩膀，没有说话。
船越走越远，甲板上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伊洛瓦底江的尽头。
余洁琳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益烁，他会不会不回来了？"
"不会。"我看着远处的江面，"他是王镇岳，是我的儿子。他会回来的。"
远处，江水滔滔，流向南方的远方。
我站了很久，直到船影彻底看不到了，才转身。
余洁琳还在抹眼泪。我揽着她，往码头外走。
"走吧。回去还有事。水泥厂，下个月开工。"
余洁琳点了点头，跟着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