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对，我当年就是这么想的。”
梅家安抬起头，江长滢自顾自的说了下去。
“68年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在学校是团支书，动员大会上第一个报了名。”
“分到哪里了？”梅家安问。
“陕西，一个叫柳树峁的生产队。”江长滢说，“从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又换了半天卡车。
你知道最后来接我的是什么？
一辆驴车，驴脖子上挂个铃铛，叮叮当当的，沟里的路被车轮碾成了两道深槽，人坐在上面骨头都快颠散架了。”
梅家安笑了一下。
“我怀里抱着铺盖卷，”江长滢也笑了，“兜里揣着一本《毛选》和一本《雷锋日记》。”
“到了之后呢？”
“第一夜住在知青点的土窑洞里，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的是旧报纸。
隔壁炕上一个上海来的姑娘哭了一整夜，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黑的地方。
我没哭，因为这是我自己报的名，哭多丢脸啊，但说实话，我心里也发慌，在学校里学的数理化，到了陕西一样都用不上。
镰刀怎么握、麦子怎么割、驴怎么赶，全得从头学。
老乡们对我们倒是客气，但那种客气里夹着距离感，刚开始他们觉得我们是城里来的娃娃，镀两年金就走了，没人指望我们能真干成什么事。”
“后来怎么改的？”
“后来我想，我连镰刀都不会握，怎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从那天起我每天跟着队长下地，别人干多少我干多少，手上磨出水泡就用针挑了，肩膀被扁担磨破了就垫块毛巾。
学了一年，镰刀会握了，麦子会割了，老乡们看我干活不惜力，吃饭不挑食，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下工了还帮五保户担水劈柴，慢慢就开始跟我说话了。”
她停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转着茶盏。
“第三年冬天，队里要修引水渠。
水源找到了，在沟底，但从沟底到塬上落差一百米，石头要从山外背进来，队里没有牲口，全靠人背。
冬天石头冻得粘手，背几趟棉袄就磨破了，队里几个后生想打退堂鼓，说等开春再说。
我是知青组组长，别人不干，我就自己干，第二天天不亮我就一个人进山了，背到第三趟，有人跟着来了。
到第七天，全队都上了山，那条渠修了小半个冬天，第二年开春塬上几十亩旱地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