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病，其实也没什么大症状。不发烧，不咳嗽，就是浑身没力气，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那道裂缝，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她望着那道裂缝，能望一个钟头，眼睛都不眨一下。
李秀珍端了粥进来，放在床头柜上，摸了摸她的额头。“不烫啊，哪能脸色这么白？”陈醒笑了笑，说没事，可能是累着了。李秀珍叹了口气，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又端了一碗红糖姜汤进来，逼着她喝了下去。
宝根放学回来，趴在她床边，问她哪能了。她说没事，宝根就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从书包里掏出一颗糖，塞在她手里。“阿姐，吃糖，吃了就好了。”她把糖攥在手心里，糖纸是花花绿绿的，印着一只小白兔。她望着那颗糖，眼眶有些热。
第三天，她起来了。洗了脸，梳了头，换了件干净的棉袍，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那个人，还是那张脸，可眼睛底下头，有一圈淡淡的青。她拍了拍脸颊，让气色看起来好些。
“姆妈，我去上班了。”
李秀珍在灶台边应了一声：“好。路上当心。”
她走出弄堂，叫了辆黄包车。车子沿着霞飞路往东开，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像一双双干枯的手。她望着窗外，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不重，可搁在那儿，硌得慌。
青年旅馆的事体，她没跟任何人讲。不敢讲，也不能讲。那个人从二楼掉下来的样子，血漫出来的样子，那张脸上的表情——像刀子一样，刻在她脑子里头，一遍一遍地回放。
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她晓得，那个人，跟沈伯安有关系。
沈伯安走了。上了火车，离开了上海。她送他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他穿着灰色长衫，戴着黑色礼帽，提着棕色皮箱，走进人群里，不见了。她以为，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可她没想到，他还会回来。
那是第四天的傍晚。
陈醒下了班，从公司出来，沿着霞飞路往南走。天已经暗了，霓虹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照得人眼花。她走得不快，脑子里头还在转着账本上的数字，年底了，公司要结账，忙得脚不沾地。
走到一条小马路口，她拐了进去。这条路近，穿过去就是仁安里后门，能省五分钟。巷子不宽，两边是高墙，墙上爬着枯藤，风一吹，沙沙响。她走了一半，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不是那种正常的、赶路的脚步声。是——她快，它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