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床不舒服。床板硬邦邦的，枕头有股樟脑丸的味道，被子倒是干净，可盖在身上，轻飘飘的，像盖着一层纸。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旧报纸，日期是一九三八年，边角都卷起来了。
隔壁房间，没有声音。
她竖起耳朵听了听。没有脚步声，没有咳嗽声，什么都没有。他睡了？还是——出去了？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不该问的别问，不该想的别想。这是规矩。
可她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搁在那儿，硌得慌。
隔壁房间，确实没人。
沈伯安没有睡。他坐在床边，等。等弄堂里的灯一盏一盏灭掉，等窗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等这个城市沉入最深最沉的夜色。
十一点，他站起来，穿上灰色长衫，戴上黑色礼帽，拎起那只棕色皮箱。皮箱里没有衣裳，没有湘绣，只有几份文件，几张地图，还有一把枪。
他推开门，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尽头一盏灯，昏黄昏黄的，像快要灭了的眼睛。他下了楼，柜台后头的老头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他没惊动他，轻轻推开门，走进弄堂。
夜风从黄浦江那边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河腥味。他加快脚步，穿过两条弄堂，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子。巷子尽头，有一扇小门。他敲了三下，停一停，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灰布棉袍，脸圆圆的，眼睛不大，可亮。看见沈伯安，他点了点头，侧身让开。
“沈先生，李先生在楼上。”
沈伯安走进去，上了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像在叹气。楼上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地图，桌上摊着几份文件。
李清和站在窗边，背对着他。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长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背影瘦削，可腰板挺得直直的。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来。
四十出头，脸长长的，颧骨有些高，眼睛不大，可深。嘴角微微往下耷拉着，像总在思考什么。他是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在这个城市待了十几年，每一条弄堂，每一个路口，每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他都晓得。
“伯安来了。”他走过来，伸出手。
沈伯安握住他的手。两个人的手，都凉凉的，可握在一起，像两块石头碰出了火星。
“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