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过去了，三月也过去了，到了四月头上，法租界的梧桐树才肯吐出一点点嫩芽，怯生生的，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
陈醒下了班，从公司出来，天还亮着。她沿着霞飞路往南走，走到弄堂口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对面马路边，永昌钟表行的橱窗里，那几块老式怀表还摆在老位置，指针指着不同的时间，像几个各怀心事的人，谁也不理谁。她看了一眼，转过头，走进弄堂。
长篇《裁衣记》去年冬天就写完了。整整十二万字，最后一个字落笔的时候，她坐在桌边，望着那沓厚厚的手稿，发了好一会儿呆。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空了一块，又像有什么东西，满了。
姚苏凤先生看了结尾，回了一封信，只有几行字：“收得好。这个结尾，我看了三遍。”她把那封信夹在手稿里，锁进抽屉。
如今报纸上还在连载，读者来信越来越多。有人骂沈阿大太倔，有人心疼他那个苦命的女儿，有人写信来问，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姚先生讲，反响不错，让她考虑下一部。她笑笑，没答应，也没拒绝。
写字这种事体，急不得的。就像裁缝做衣裳，一针一线，都要慢慢来。急出来的，不是东西。
可最近，她在公司里，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大通船运会计一部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王姐还是每天嚷嚷着冷，何美芳还是对着小圆镜照个不停，朱先生还是闷头整理单据。可陈醒手里的活，越来越少。那些对日商社的货运单据、保费计算、汇兑核销——从前她经手的东西，如今都交给了别人。新来的几个会计，年轻，手脚快，日语也好，跟总务科那边打交道，比她方便得多。
她心里明白。不是她做得不好，是有人不想让他们碰了。
总务科现在是吴三在管。那个矮矮瘦瘦、头发抹了油、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的男人。周默生不怎么来公司了。有时候一连好几天见不着人影，办公室的门关着，灯灭着，门口的铜牌还在，可人不知道去了哪里。没人解释，也没人问。庞文桦那边不提，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吴三倒是越来越活跃。三天两头往庞文桦办公室跑，出来的时候笑眯眯的，手里拿着文件夹，腋下夹着烟，像个刚得了赏的小厮。他在走廊里碰见陈醒，还是会凑过来，黏黏糊糊地叫一声“陈小姐”，眼睛在她身上溜一圈。陈醒客客气气地应一声，低下头，走开。他不恼，也不追，只是站在那里，望着她的背影，嘿嘿笑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