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还是那样好，好得让人心里头发慌。
陈大栓立在法租界边缘那条他常等客的马路边，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炮声比前几日更近了——轰，轰，轰——不是那种闷闷的远雷，是实实在在的、震得脚底板发颤的动静。他拉了二十多年车，从没听见过这么近的炮。
“陈叔，还等啊？”
一个年轻车夫从他身边跑过，车把上挂着空布袋，脸色发白。
陈大栓点点头，没应。
他能去哪儿呢？车要拉，人要活，屋里厢还有两张嘴等着他带铜钿回去。等呗，等到炮弹落到头顶上那辰光再说。
可他心里头晓得，今朝又拉不着啥生意了。
这几日，租界里的人都疯了。
霞飞路上那些从前体体面面的洋行、写字间，一扇一扇门都关了。贝当路的咖啡馆、西菜馆，门口贴着“暂停营业”的纸条，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连那家开了二十年的俄国面包房，橱窗里也空了，只剩几块干瘪的点心，落着薄薄的灰。
那些从前坐包车的先生、太太们，不是走了，就是准备走。剩下的，把自己关在屋里厢，门都不出。
街上跑的人，多是难民。
从闸北来，从虹口来，从杨树浦来，从那些陈大栓叫得出名字、如今已成焦土的地方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包袱，挤在租界边缘的铁栅栏门外头，举着皱巴巴的居住证、保人证明、随便啥能证明自己“有资格进租界”的纸片，朝里头那些穿制服的巡捕喊：
“让我进去！我有亲戚在里头！”
“我屋里厢烧光了！求求侬行行好！”
“阿囡才三岁，外头冷啊——”
巡捕们挥舞警棍，用法语、粤语、生硬的上海话吼着：“排队！排队！证件拿出来！没有证件不许进！”
铁栅栏门开一条缝，放进去几个有证件的，又“哐当”一声关上。
门外的哭声，门里的安静，隔着那一道铁栅栏，像两个世界。
陈大栓望着那些人，望着那些伸向铁栅栏的、布满血痕的手，忽然想起二十年前自己从苏州乡下逃荒来上海的情景。
那辰光，他也是这样，立在十六铺码头上，望着这座陌生的城，不晓得该往哪里去。
可那时候，没有人拿警棍赶他。
他低下头，拉起车把，慢慢往回拉。
车轱辘轧过石板路，轧轧作响。
那声音，比往常更沉些。
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