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前夕，伦敦的天一直没有放晴。
布鲁克街的灰砖小楼被连绵的冬雨泡着，墙根长了一层青苔，湿漉漉的，踩上去打滑。西奥多把书房的壁炉烧得更旺了一些，木柴在炉膛里噼啪作响，橘红色的火光映在书桌上，把那本摊开的药材清单照得发亮。他坐在灯下，用笔在清单上勾勾画画，解热镇痛药勾掉了，消炎药勾掉了，止血药还剩一半没看完。
窗外的雨不大，但一直下，淅淅沥沥的，打在窗玻璃上，像是有什么人在外面轻轻地敲。街上偶尔传来一两声马车响，得得，得得，不急不慢，像是在赶着回家过节。
贝茨上楼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他把茶放在书桌的右上角，没有出声，转身要走。西奥多叫住了他。
“贝茨。”
“在，先生。”
“这两天马车不用备了。雨大，我哪儿也不去。”
“是，先生。”
贝茨下了楼，脚步声在楼梯上渐渐远去。西奥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热的，放了牛奶和糖，甜丝丝的。他放下杯子，继续看那份清单。止血药，麦角、明胶、鞣酸——他在麦角后面打了个勾，在明胶后面画了个圈，表示待定。窗外雨声不停，像是在催他快一点，又像是在说不用急。
急促的敲门声忽然从楼下传来。
不是普通的敲门——一下接一下，很急，像是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西奥多放下笔，走到楼梯口。贝茨已经去开了门，楼下传来压低的说话声，听不清说什么，但语速很快。
过了一会儿，贝茨上楼来，手里拿着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封口用蜡封着，没有印章。但信封上收件人的字迹他认得——是父亲的笔迹，潦草，匆忙，有几个字母写歪了，像是写到一半手在发抖。
“先生，麦里屯送来的急信。送信的人在楼下等着，说让您看完马上回话。”
西奥多接过信封，拆开。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但意思很清楚——麦里屯出事了。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是半个镇子的事。好几户人家同时病倒，高烧，上吐下泻，烧得说胡话。本地医生看了，说是时气不好，开了药，灌下去就吐出来，什么也吃不进去。已经好几天了，烧不退，人越来越虚。
菲利普斯先生在信的最后写道：“你班纳特姨父也病倒了，烧得厉害。镇上的医生束手无策，你能不能回来看看？”
最后几个字写得尤其潦草，墨水在“病倒了”三个字上洇开了一团，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