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蹲在自家老屋后院那口废弃的压水井旁，指尖拂过井沿青苔斑驳的砖面。砖缝里钻出几茎倔强的狗尾巴草，在风里轻轻摇。她没带手套，指甲缝里嵌着黑泥——不是新沾的，是昨儿翻整西坡那半亩薄地时留下的。那块地荒了三年，杂草比人高，藤蔓缠着歪斜的篱笆，像一道愈合不了的旧伤。
她直起身，抹了把额角的汗，目光越过低矮的土墙，落在对面山梁上。那里有一片被犁开的新土，翻得极深，黝黑湿润，泛着铁锈色的光泽。那是陈砚的地。三年前他带着测绘仪和一纸承包合同回来时，村里人还当他是镀金回来的城里客，笑着打趣：“小砚啊，地里刨食可不比写字楼里敲键盘——你这双细皮嫩肉的手，怕是握不住锄把子。”
没人想到，他真就握住了。
陈砚蹲在田垄边，正用拇指捻起一撮土。指腹搓开，土粒簌簌落下，留下淡褐印痕。他穿件洗得发灰的工装衬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和一道浅褐色的旧疤——斜斜横在腕骨上方，像一道被岁月磨钝了锋刃的刀痕。那疤是十五岁那年留下的。那年暴雨冲垮了村东头的灌溉渠，他跳进齐腰深的浑水里堵缺口，被一块浮木撞倒，右手腕狠狠磕在裸露的石棱上。血混着泥水淌进渠沟，林晚攥着他的手腕往卫生所跑，一路没松手，也没说话，只听见自己心跳擂鼓似的撞着耳膜。
后来医生说，再偏半寸，筋就断了。
再后来，林晚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陈砚留在村里修水利、学农技，两人之间隔着一张录取通知书的距离，也隔着一条越来越宽的沉默之河。
直到去年冬至，林晚母亲病重，她连夜赶回。救护车停在村口，她抱着保温箱冲进老屋时，看见陈砚正跪在堂屋地上，用砂纸一遍遍打磨一副新打的榆木棺盖。木屑沾在他睫毛上，他没眨眼，只是低头，一下，又一下，动作缓慢而专注。火塘里柴火噼啪作响，映得他侧脸轮廓硬朗如凿，下颌线绷得极紧。
他没抬头，只说：“你妈说，要榆木的。轻，扛得动。”
林晚站在门槛外，风灌进她单薄的外套，冷得彻骨。保温箱里是母亲最后想吃的腊鸭肫——她跑了三条街才买到。可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带回来的，不过是一点徒劳的体面。
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