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着，忽然开口：“林砚。”
“嗯？”
“如果……三年后，蓝莓没活呢？”
他静了一瞬，然后弯腰，从土里捡起一枚被遗落的杏核——去年果园尚在时，孩子们常来偷摘，随手扔下。他用指甲刮掉表面浮泥，露出底下深褐油亮的硬壳。
“阿沅，”他说，“杏核埋进土里，没人知道它会不会发芽。可它自己知道。它知道土温够了，水分够了，黑暗够久了——它就会顶开上面的石头，往上钻。”他把杏核放在我掌心，温热的，“人也是。只要根扎下去，就不怕慢。”
我攥紧那枚杏核，棱角硌着掌心，微微发疼。
后来，我们真的开始了。
没有仪式，没有合同。只有一张他手绘的“合作备忘录”，贴在苗圃最初搭起的简陋木棚内壁上。上面写着：
甲方：林砚（负责技术、采购、灌溉）
乙方：沈沅（负责记录、除草、浇水、看护）
丙方：土地（提供基质、水分、养分，享有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三十——以鲜果形式结算）
最后一条是他加的，括号里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我们没提“情”字。
可情，早就在土里生了根。
它长在清晨五点我提桶浇灌时，他默默接过去，把最沉的半桶水换到自己肩上；长在我被马蜂蜇了手背肿得发亮，他翻遍三本《中草药图谱》，蹲在溪边采来半夏捣烂敷上，指尖冰凉，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长在暴雨夜棚顶被掀开一角，我们浑身湿透跪在泥水里用麻绳加固塑料膜，雨水顺着他的睫毛往下淌，他忽然转头冲我笑，牙齿很白：“沈沅同志，咱这算共患难了吧？”
我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那晚回去，我在日记本上写：“今天，林砚的手腕上有道新鲜的擦伤，血丝渗出来，像一道小小的、倔强的红线。”
没写“我想吻它”。
但我知道，那念头比藤蔓还密，比野草还韧，缠着我的心跳，一圈又一圈。
第二年春天，第一批蓝莓苗活了。
不是全活。三百株，死了四十七棵。林砚蹲在死苗旁看了很久，手指捻起一撮土，在指间揉碎，又凑近闻。最后他没说话，只默默拔掉枯茎，把坑挖得更深些，换上新土，重新栽下补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