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年春天，所里承接国家重点课题“南方丘陵区稻作系统生态修复”，试点基地，定在青芦坳。
出发前夜，我整理行装，从樟木箱底翻出那只粗陶小罐。蜡泥早已干裂，我小心启封，泥土依旧湿润，深褐如初。我拈起一撮，放在掌心，轻轻一吹——细尘扬起，在台灯暖黄的光晕里，缓缓旋舞，像无数微小的、沉默的魂灵，在重返故土的途中，轻轻舒展。
抵达青芦坳那天，恰逢惊蛰。雷声隐隐，云层低垂，空气里饱含水汽，沉甸甸地压着人的呼吸。村口老槐比记忆里更苍劲，虬枝盘曲，新芽密布，远望如一团浮动的碧云。村支书领着几个壮劳力在晒谷场边搭临时板房，见我们下车，忙迎上来，黝黑的脸上绽开朴实的笑：“林工！沈工！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地都按你们图纸翻过了，三号试验田，还特意留了您家老屋后那垄——说啥也不让动！”
林砚点头致谢，目光却越过众人，落向坳西头。那里，他家老屋只剩断壁残垣，墙基被野蔷薇温柔覆盖，几茎新绿的芦苇，正从砖缝里倔强地探出头。
我随他走过去。野蔷薇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沾着晨露，香气清冽。他蹲下身，手指抚过一段半埋于土的旧砖，砖面被岁月磨得光滑，隐约可见当年砌墙时留下的指痕。我蹲在他身边，从帆布包里取出小罐，打开，舀出一勺泥土，轻轻撒在砖缝边。泥土落下，与旧土相融，毫无违和，仿佛它从未离开。
“还记得这儿吗？”他忽然问，声音很轻。
我点头。当然记得。十五岁那年，他在这里教我辨认蚯蚓粪的颗粒粗细，说那是土地“呼吸”的痕迹；十六岁，我们并肩在此挖过冬储红薯，冻得手指发僵，却为刨出一只硕大如婴孩拳头的薯王而雀跃；十七岁，他离坳前夜，我们最后一次坐在这里，看萤火虫在暮色里浮沉，他指着西山轮廓，说：“阿沅，你看，山没变，土没变，人走了，脚印还在土里，等着发芽。”
“脚印还在。”我重复，声音有些哑。
他没应，只是从工装内袋掏出一样东西——不是笔记本，不是种子袋，而是一张泛黄的纸。展开，是当年村委墙上那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