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指尖点着那个红圈，声音低沉如土地深处传来的回响，“我抄名单时，偷偷加的。”
我怔住，望着那枚褪色的红圈，像望着一个穿越十七年光阴、终于抵达彼岸的诺言。风拂过坳底，带来新翻泥土的腥气、野蔷薇的甜香、还有远处溪流清冽的淙淙声。我伸出手，覆在他搁在砖上的手背上。他的手宽大，指节分明，掌心有厚茧，是经年累月与土地搏斗留下的勋章。我的手覆上去，带着实验室的洁净与谨慎，却毫不迟疑。
他反手，将我的手完全包裹。他的掌心滚烫，像一块刚从灶膛里扒出的炭，熨帖着我微凉的皮肤。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十指相扣，掌心相贴，仿佛要将彼此的温度、脉搏、呼吸，尽数渡给对方，再一同沉入脚下这片沉默而丰饶的土地。
试验田很快铺开。我们带着村民，测土样、布菌剂、试种不同品系的耐涝水稻。林砚蹲在田里，裤脚挽到小腿肚，泥点溅满裤管，他专注地观察稻苗根系在改良土壤中的伸展姿态，眉头微蹙，像在解一道极其复杂的方程。我则俯身，用放大镜查看土壤剖面里新引入的固氮菌群落分布，指尖捻起一粒湿润的土坷垃，感受它细腻的颗粒感与微妙的胶结力。
某个暴雨突至的傍晚，我们被困在田埂边的简易工棚里。雨点密集地砸在油毡顶上，噼啪作响，天地间一片混沌的灰白。棚内只有一盏应急灯，光线昏黄摇曳。林砚脱下湿透的外套拧水，我递过一条干毛巾。他擦着头发，水珠顺着脖颈滑进衣领。我坐在小马扎上，翻看刚取回的土壤电导率数据，眉头越锁越紧。
“东三号田，盐分还是偏高。”我喃喃。
他擦完头，没立刻穿上衣服，而是蹲到我身边，目光扫过我手中的记录本，又转向棚外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田垄。雨幕中，那片新栽的稻苗在风雨中起伏，却始终未曾折断，反而愈发显出一种柔韧的生机。
“阿沅，”他忽然开口，声音在雨声里异常清晰，“还记得咱十二岁那年，坳东头那场大水吗？”
我一愣，随即想起。那年发大水，浑浊的洪水漫过田埂，冲垮了半截土坝，眼看就要灌进村小学的操场。全村男人跳进水里垒沙袋，我和一群孩子站在高处递石头。林砚当时个子还没我高，却第一个跳下去，瘦小的身体在激流中几乎被冲走，他死死抱住一根被冲倒的槐树桩，用身体当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