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学医，考进省城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市三院神经外科，前途一片坦荡。直到三年前，他主刀的一台手术出现罕见并发症，患者术后植物状态。虽经伦理委员会裁定无医疗过失，但他递交了停职申请，独自去了西南山区做义诊。一年后，他出现在青禾镇卫生院的招聘启事上，应聘岗位写着：“全科医生（兼农技协理员）”。
没人问他为什么。青禾村的人，向来不问“为什么”。他们只看结果：沈砚来了，卫生院的药柜齐了，输液室的紫外线灯管换了新的，村小学的孩子们每年有了免费体检，连村口那棵百年老槐，也被他请来的林技站专家“会诊”，治好了半边枯死的枝干。
而他与我的交集，便从那片坡地开始，无声无息，却日渐深密。
他来得并不频繁，有时隔十天半月，有时一月余。每次来，总在清晨，从不敲门，只站在坡地边，远远看着。我翻地，他点评土质；我育苗，他教我辨认猝倒病的初发叶斑；我为薄荷长势过旺发愁，他告诉我，薄荷根系霸道，需在地下埋一圈旧瓦片阻隔蔓延——“不是要它死，是让它活得有边界。”
他话少，却句句落地有声。他从不碰我的锄头，但从不吝啬伸手——当我搬不动一袋有机肥，他会默默接过，稳稳扛到地头；当我被野蜂蜇了手背，肿起核桃大的包，他会从随身的旧皮包里取出一小瓶自制的薄荷膏，清凉的触感瞬间压下灼痛；有一次暴雨突至，我冒雨抢收刚掰下的糯玉米，他不知何时出现，脱下工装衬衫罩在我头上，自己淋得透湿，雨水顺着他紧贴额角的黑发往下淌，那双灰褐色的眼睛，在雨幕里亮得惊人。
我们极少谈过去。偶尔提及，也如蜻蜓点水。
“你小时候，”我一边给蒜苗松土，一边随口问，“也帮你爸看病？”
他正用小铲子清理一株杂草，闻言动作微顿，铲尖在土里划出一道细痕。“嗯。记药名，碾药粉，跟着他走夜路。他背药箱，我提马灯。”
“怕吗？”
他直起身，抹了把脸上的雨水——那天又下雨了。“怕。但更怕他摔倒。路滑，他腿有旧伤。”
我心头一跳，没再问。
他亦不问我的城。只有一回，我整理老屋阁楼，翻出一只蒙尘的铁皮饼干盒，里面是我中学时代的日记本。其中一页，我写道：“今天又梦见爸在晒场上追我，我跑得好快，可怎么也甩不掉他踩在麦粒上的咯吱声……”我合上本子，指尖冰凉。沈砚恰好来送新配的驱虫药，见我神色不对，只递过一个小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