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愣住。不是因他指出问题，而是他语气里没有评判，没有居高临下，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波动。仿佛只是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物理事实。
我下意识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嵌着黑泥，虎口有新磨出的薄茧，袖口沾着草汁的淡绿印子。这双手，此刻与他那双干净、修长、指腹却有薄茧的手，形成一种近乎刺目的对比。
“你是……？”我问。
他目光落在我脸上，停了两秒，才答：“沈砚。镇上卫生院新来的医生。上周刚报到。”
青禾镇卫生院？我皱眉。那地方离村有十里山路，平时只接个头疼脑热，连输液室都是去年才翻新的。怎么突然来了个“新医生”，还穿着工装衫，拄着竹杖，出现在我家荒坡上？
他似乎读懂了我的疑问，嘴角极轻微地向上牵了一下，几乎不可察：“卫生院缺个懂点农活的。院长说，种地也是治病——治土地的病，治人的病，道理相通。”
我一时无言。
他不再多说，转身走向坡地边缘那丛长得最旺的狗尾草。他弯腰，拔起一株，抖落根须上的土，又蹲下，用竹杖尖端在松软的土上划了几道——不是随意涂抹，而是精准地勾勒出几条平行浅沟，间距、深度，目测竟与我昨日费力挖出的垄沟分毫不差。
“按这个深，这个距，”他指着地面，“明天上午，太阳出来前，把蒜种下去。芽朝上，覆土三指厚。别浇透，潮润即可。”
说完，他直起身，将那株狗尾草随手插回原处，茎秆挺立，毛茸茸的穗子在晨风里轻轻晃动。
他朝我点头，转身离去。竹杖点在土路上，发出笃、笃、笃的轻响，节奏稳定，不疾不徐，像某种古老而固执的节拍器。
我站在原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忽然觉得，这方被我重新叩响的土地，正以一种我尚未理解的方式，悄然松动第一道缝隙。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沈砚不是“新来的医生”，他是“回来的”。
他生在青禾村，长在青禾村，十二岁那年，一场暴雨引发山洪，冲垮了村西头那座唯一的石桥。他父亲——当时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为救被困在对岸小学的两个孩子，涉水过河，被一根断裂的桥桩撞中太阳穴，当场没了呼吸。母亲受不住打击，半年后病逝。沈砚被远在县城的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