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青禾村，住进老屋，开始收拾那片荒坡。
没人相信我能种地。老支书叼着烟卷摇头：“晚晚啊，地不是图纸，不听你指挥。”村东头的王婶路过，探头看了眼我刨得歪歪扭扭的土沟，笑出声：“哟，城里姑娘学种地？小心锄头咬你脚！”连我家那只总爱蹲墙头打盹的玳瑁猫，也在我第一次挥锄时，倏地竖起耳朵，尾巴高高翘起，像一面写满怀疑的旗。
我不管。
我买来最基础的农具：一把宽刃锄、一柄短把耙、一只豁了口的铁锹。我翻地，不是按书上写的“深耕三十厘米”，而是凭手感——锄头入土时的滞涩感，拔出时带起的土块大小，翻过来的土层颜色深浅。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抓起一把湿泥，在掌心揉、捻、搓。它在我指间渐渐成条，绕上食指，弯而不折。我笑了。原来这双手，从未真正忘记土地。
三个月后，坡地上整出二十垄规整的田畦。我种下第一批东西：不是经济作物，不是网红品种，是父亲从前年年种的——本地糯玉米、紫皮大蒜、霜打后更甜的牛皮菜，还有，一小片薄荷。
薄荷是特意种的。不是为了泡茶，是为了记住那杯打翻的咖啡，记住那扇蒙灰的窗，记住自己曾如何用力把自己活成一张需要反复校准的图纸。
而就在薄荷冒出第一对锯齿状嫩叶的那个清晨，我遇见了沈砚。
他站在坡地尽头的土路上，背着一个磨损严重的帆布包，手里拄着一根青竹杖。晨光斜斜切过他肩头，勾勒出清瘦却挺直的轮廓。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工装衬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的手腕骨节分明，皮肤是久不见阳光的冷白。他没看我，目光落在坡地中央——那里，我昨夜为防野兔啃苗，用细竹枝和旧渔网搭了个歪斜的小篱笆。
他静静看了一会儿，忽然抬脚，朝坡地走来。
我直起身，抹了把额上的汗，手心里还沾着新鲜的泥。
他停在我面前两步远的地方，没说话，只微微颔首。我这才看清他的脸：眉骨略高，鼻梁直而窄，下颌线清晰得近乎锋利，一双眼睛却意外地沉静，瞳仁是极深的灰褐色，像雨前积云压着的远山。右眉尾有一道浅淡的旧疤，细如发丝，不破坏整体，倒添一分难以言喻的克制感。
“这篱笆，”他开口，声音不高，略哑，像砂纸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