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疼吗？”她小声问。
爷爷咽下一口饭，笑了笑，没答，只伸手，用粗糙的拇指肚，轻轻蹭了蹭她沾着泥点的鼻尖。
田埂上，不止有阿沅的足迹，更有无数双早已消逝的脚印，层层叠叠，深深刻进泥土。
阿沅听奶奶讲过，她曾祖母——阿沅该叫太婆——是个极能干的女人。男人（阿沅的太爷爷）在修水库时被塌方的土石砸断了腿，从此卧床不起。那时阿沅的爷爷才五岁，父亲瘫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硬是靠着一双脚，在月牙湾和邻近几块薄田之间来回奔走。她天不亮就起身，把三个孩子塞进田埂边的草棚里，自己扛着锄头下地。锄头柄被她手掌磨得油亮，锄刃在日光下闪着冷硬的光。她锄地不为松土，只为“斩草”，把那些趁雨后疯长的稗草、狗尾草、芦苇根，一根根连根掘起，曝晒在烈日下，直至枯死。她常说：“地不欺人，你敬它一分，它还你一斗；你懒它一时，它还你十年荒。”她死后，坟就埋在月牙湾田埂尽头的坡地上，坟头不高，只垒了几块青石，坟前不立碑，只栽了一棵小枣树。如今那枣树已亭亭如盖，每年秋天，红彤彤的枣子坠满枝头，熟透的枣子落进田埂的裂缝里，被泥土裹住，来年春，裂缝旁便钻出几株细弱却倔强的枣苗。
阿沅也见过田埂的暴烈。
那年她九岁，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连下七天。山洪裹挟着泥沙冲垮了上游的土坝，浑黄的洪水如巨兽般扑向月牙湾。阿沅趴在老屋二楼的窗台上，看见爷爷、爸爸、还有十几个壮年汉子，赤着上身，肩膀抵着肩膀，组成一道人墙，死死堵在田埂最窄的缺口处。他们脚下是翻涌的浊浪，头顶是铅灰色的、低垂欲坠的天空。有人递来麻袋，装满沙土，沉重得需要两人合力才能抬起；有人嘶吼着号子，声音被风雨撕扯得破碎不堪；有人脚下一滑，瞬间被卷走，又被旁边的人拼死拽回，手臂上鲜血淋漓，混着泥水往下淌。阿沅看见爸爸的脊背，在雨水和汗水中闪闪发亮，像一块被反复捶打的生铁。那夜，全村人彻夜未眠，田埂在人的血肉与意志的支撑下，没有溃决。洪水退去后，田埂被冲刷得千疮百孔，可就在那些裸露的、湿漉漉的断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