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被要求参与“记忆采集”。他拿着录音笔，走访散居各处的老职工。
他见到了李素芬。七十二岁，原检验组组长，独居在城西老式单元楼。她打开铁皮饼干盒，里面没有点心，全是泛黄的检验记录卡。每张卡片正面是数据，背面是她用红蓝铅笔写的小字：
“1985.6.17：王建国，装配三班。右手中指旧伤复发，持扳手力度不稳。已调至台账录入岗三日，观察。”
“1989.11.3：刘卫东，热处理班。夜班晕厥，查血糖偏低。劝其就医，拒。曰：‘家里娃要交学费，我倒了，家就塌了。’予营养膏两盒，未收。次日晨，见其在炉前啃冷馒头。”
“1994.2.14：全体女工，自愿加班。为赶出口订单，放弃春节假期。食堂加餐：饺子。馅儿是白菜猪肉，每人十五个。张工亲自剁馅，手切，说‘机器绞的肉失了筋道，饺子没魂’。”
林砚问：“您记得最深的脚印，是哪一双？”
李素芬摘下老花镜，用衣襟擦了擦镜片，动作缓慢而郑重：“不是脚印。是鞋印。老张头的解放鞋，42码，左脚鞋跟磨得只剩一半，走路拖沓，沙沙响。他每天凌晨四点来厂，先绕厂区走一圈，听管道声、看压力表、摸电机温度。那沙沙声，就是青梧的晨钟。后来他退休，那声音没了，厂里接连三个月出故障，没人说得清原因。直到新来的值班长也养成凌晨巡检习惯，沙沙声又回来了——可那不是他的脚印了，是别人的，踩在他踩过的路上。”
林砚去了城南养老院，见周振国。八十一岁，原厂长，阿尔茨海默症中期。他大部分时间沉默，眼神浑浊，对“青梧”二字毫无反应。林砚拿出那张1987年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周振国站在横幅下，笑容爽朗。
老人枯瘦的手指突然抬起，颤抖着，指向照片背景里一根不起眼的水泥立柱。柱子表面粗糙，有几道新鲜的、尚未风化的刻痕。
“刻……刻错了……”他喃喃，声音气若游丝，“第三道……该深三分……”
林砚心头一震。他立刻驱车返回园区，在三号厂房东南角找到那根立柱。柱身布满岁月侵蚀的斑驳，唯独靠近地面处，有三道平行的浅刻——前两道已灰暗模糊，第三道却异常清晰，边缘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