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去了白蔹的坟前。白蔹等了他二十三年。成分高、家里穷，一个人带着儿子在镇上抬不起头——人家背地里喊她“郑寡妇”，她听见了也不吭声，继续给人家洗衣裳。冬天井水冷得刺骨，她指关节全冻成了红萝卜。那些年全靠大外公照应——送米、送炭、送药，替她挨过了最难的冬天。
她等到了1972年。那年冬天重阳镇下了特别大的雪，她在灶膛前剥豆子，剥着剥着头一歪，就没有再醒过来，手里还攥着一把没剥完的豆荚。下葬那天雪还在下，大外公带着月生伯伯去抬棺材。棺材很薄，轻得让人心里发慌。大外公在坟前站了很久，对着那堆新土说：“白蔹，光才会回来的。你先睡着，别着急。”
郑光才跪在白蔹的坟前，把石碑上被风雨侵蚀得模糊的名字一笔一画描摹了一遍。手抖得像风里的旱芦苇，描到“蔹”字的草字头时，指甲缝里嵌进了一层青苔。他从怀里掏出那封大外公当年写给他的信——纸张黄得透亮，折痕处用透明胶带粘着。他在坟前把信展开，一个字也没念出声来。只有嘴唇在动，像是在读一封只有他和白蔹能看懂的信。
“白蔹，我回来了。”他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石碑上，浑身打了个颤。“我回来晚了。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这辈子欠你的，我拿什么还都还不清。”说完这句话，他在坟前跪了很久。膝盖陷进潮湿的泥土里，裤子被露水浸湿了，他也浑然不觉。风吹过坟头的茅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拂动。
郑光才还做了另一件大事。他捐了一笔钱给重阳镇中学——是能盖一栋新教学楼的数目。他把建筑公司经理马得宝叫到老宅，在堂屋里摊开图纸，戴着老花镜看了整整三天。第三天傍晚，他把图纸卷起来说：“图纸不用改。我就一个要求——走廊要比普通学校的宽出半米。”
他在桌上虚画了一道弧：“娃娃下课都挤在走廊里，我想让他们宽宽敞敞地玩。下雨天体育课也能在走廊上跑一跑。我小时候上学，一下雨就只能在教室里关着，知道那滋味。”
马得宝挠了挠后脑勺：“郑叔，宽半米不难，可那得加钱啊。”
“加就加。”郑光才眼皮都没抬。
郑校长开始不肯收——说数目太大了。存折在玻璃板上推过来推过去，发出沙沙的声音。郑光才最后把存折按在办公桌上，手掌压得玻璃板都晃了一下。
“我欠这个镇子的，不是钱能还的。当年我是镇长，可我跑了。白蔹在这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