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姐的头发长出来了。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像刚出土的嫩芽一样的头发,而是那种浓密的、黑亮的、像是有人在她的头顶上泼了一瓶墨汁的头发。她站在药房的镜子前面,看着镜子里自己,看了很久。她伸出手,摸了摸那些新长出来的头发,手指在发丝间滑过,那种触感很滑,很顺,像是一匹绸缎。她想起了化疗的时候,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掉在枕头上,掉在衣服上,掉在水槽里。她不敢梳头,不敢洗头,不敢摸自己的头。她怕一摸,又是一把。她怕照镜子,怕看到那个光头、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的女人。那个女人不是她,她不是那样的人。她是安姐,是那个在诊台后面、在药房里、在手术台旁边、在每一个深夜被急诊电话叫醒时都会爬起来的人。她不应该光头,不应该蜡黄,不应该深陷。但她是,在那段时间里,她是。她接受了,不是因为她想接受,而是因为她不得不接受。不接受,就会疯。疯了,诊所怎么办?翟尤怎么办?苏糖怎么办?那些猫怎么办?她不能疯,所以她接受。接受光头,接受蜡黄,接受深陷,接受镜子里的那个女人是她。是她,在生病的时候,在化疗的时候,在头发一把一把掉的时候,是她。不是别人,是她。她撑过来了,因为她不能倒。她倒了,诊所就倒了。诊所倒了,那些在深夜打来电话说“求求你救救我的狗”的人就打不通了。他们打不通了,会急,会哭,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帮他们了。她不能让他们那样,所以她撑。撑到了头发长出来,撑到了脸色变红润,撑到了眼窝不再深陷,撑到了她可以站在药房的镜子前面,摸着自己的新头发,说——“我回来了。”
安姐从药房走出来,站在诊台前面。翟尤正在给一只柯基剪指甲,抬起头,看到安姐的头发,愣了一下。不是惊讶,是那种“你变了”的愣。安姐变了,不是变老了,是变年轻了。黑头发让她看起来年轻了十岁,像四十岁,像她刚开这家诊所时的样子。那时候她的头发是黑的,很黑,很长,扎着一个低马尾,穿着白大褂,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新挂上去的招牌——“尤安宠物诊所”。她看了很久,笑了。那种笑不是“我成功了”的笑,而是“我开始了”的笑。开始了一段不知道会走多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不知道能不能走到终点的路。她走了,走了好几年,走到了翟尤来,走到了苏糖来,走到了自己的头发白了、掉了、又长出来了。她还在走,没有停,因为她知道,终点还远。终点不是诊所关门的那一天,不是她退休的那一天,不是她死了的那一天。终点是那些不会说话的生命不再需要她的那一天。那一天不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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