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奶奶生日过后，翟尤开始想一个问题——他这辈子要做什么？不是明天要做什么，不是下个月要做什么，不是明年要做什么，而是这辈子，从今天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很大，大到他在深夜的折叠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大到他在给猫打针的时候走神，针扎偏了，猫叫了一声，他赶紧道歉，猫瞪了他一眼，那个表情分明在说“你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他这辈子要做什么。做兽医？他已经做了。做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兽医？他也已经做了。做帮人找狗、帮警方破案、在暴风雪中守护两百只猫的兽医？他都做了。但他觉得还不够，不是因为他贪心，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更多需要他去做的事。金奶奶的基地需要人接手，不是在某一天，是在金奶奶做不动的那一天。那一天不会很远，金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她的背更驼了，走路更慢了，声音更沙哑了。她还能撑多久？一年？两年？五年？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在她撑不住的那一天，必须有人站在那里，接过她手里的碗，一盆一盆地端到笼子前面，一勺一勺地分到碗里。那个人可以是他，应该就是他。因为他听到了那些猫的声音，因为它们在心里叫他爸爸，因为他在暴风雪中走了很远的路、摔了三次、把大黄塞进衣服里、用胸口暖它。他做了这些，不是因为他想接手金奶奶的基地，而是因为他做了这些，所以他必须接手。不做，那些猫怎么办？大黄怎么办？金奶奶怎么办？
翟尤想了很多天，想了很多个晚上，想了很多个在给猫打针、写病历、接急诊的间隙。他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了无数遍，想得头疼，想得失眠，想得安安在他枕头旁边打呼噜的时候，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问那只“猫”——“我该怎么办？”那只“猫”没有回答，因为它是一只水渍画出来的猫，不会说话，不会给建议，不会替他做决定。但它在那里，在他每一个失眠的夜晚，在他每一个迷茫的瞬间，在他每一次问“我该怎么办”的时候，它都在那里，看着他，等着他，等他自己找到答案。
答案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出现的。不是灵光乍现，不是顿悟，而是像安姐的草莓一样，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青变红、从酸变甜。那天下午，诊所来了一个客人，不是来看病的，是来送东西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提着一个纸箱，纸箱里装着一只猫。不是普通的猫，是一只三条腿的猫。它的右后腿没有了，伤口已经愈合了，留下一个圆圆的、粉红色的疤痕，像一个被谁咬了一口的苹果。它蹲在纸箱里，眼睛是蓝色的，像两颗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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