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主旋律，很正确。但周星星知道，他要演的不是“正确”，是“真实”。是那个从繁华香港来到落后内地、从嫌弃到接受、从浮夸到踏实的年轻人的真实转变。这个转变不能太突然，不能太刻意，要一点点，像种子在土里发芽，看不见，但每天都在长。
他看到半夜，眼睛发涩。同屋的人已经睡了，鼾声四起。他轻手轻脚下床，走到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旁，投币，拨了香港的号码。
响了五声，接通。
“喂？”是林月的声音，带着睡意。
“林记者，是我。我到广州了，戏拿到了，签了合同，预付了五千。明天去佛山拍外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林月的声音清醒了：
“怎么样？那边……”
“很陌生，很艰苦，但能活。”周星星顿了顿，“我妈那边……”
“情况稳定。陈教授说恢复得不错，下周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医药费还差两万，但医院说可以缓一缓。你放心拍戏，这边有我。”
周星星的喉咙发紧。他看着走廊昏黄的灯光，看着墙壁上斑驳的水渍，看着电话机上磨损的数字键。这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粗糙，但电话那头的声音，那么熟悉，那么温暖。
“林记者，谢谢你。”
“别谢我。”林月说，“你妈今天醒了，问我你在哪。我说你去广州拍戏了，她很开心，说‘我儿子有出息了’。阿星，你要好好演，演给你妈看，演给那些觉得你不行的人看。”
“我会的。”周星星握紧话筒，“林记者，还有件事……黄少泽那边，有消息吗？”
“有。”林月的声音低下来，“今天下午收到的电报。《喜剧之王》确实入围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但……不是主竞赛单元。而且，霞姐在香港发动了反击——她买通了几家报纸，说这部戏是‘拿香港的贫穷博西方同情’，说黄少泽是‘卖国求荣’，说你是……‘西方殖民文化的走狗’。”
周星星的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他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那……电影还能上映吗？”
“不知道。”林月诚实地说，“但黄少泽从法国发来电报，说他会争取。他说，如果香港上不了，就去台湾，去新加坡，去任何能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