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谢我。”林月摆手，“这是我的工作。记录真实，揭露真相。而且，我也不全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父亲。他当年就是因为不肯妥协，被这行埋没的。我不希望看到同样的事，再发生一次。”
她顿了顿，看着他：
“但你真要去内地？那边……很苦。”
“苦，我不怕。”周星星重复了对方厂长说的话，“我怕的是，留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我母亲在病床上受苦，看着霞姐一手遮天，看着自己……慢慢腐烂。”
林月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那个笑很淡，但很暖。
“行。那你去。但记住，保持联系。每周至少打一次电话回来，报平安。你母亲的恢复情况，医院那边我会盯着。医药费不够，跟我说。别硬撑。”
“林记者，我不能再……”
“能。”林月打断他，“我说能，就能。周星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妈在等你，泰哥在挺你，黄少泽在戛纳为你争奖，我在香港为你写文章。还有那些给你写信的观众，那些在街头认出你、跟你说‘加油’的普通人。这些人，都在看着你。所以你不能倒，不能认输，不能……让我们失望。”
周星星的眼泪又涌上来。但他没让它流下来，只是点头，很用力。
“我不会。”
“好。”林月从相机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是个小小的录音机，很旧，但保养得很好，“这个给你。是我父亲当年用的。他说，好演员要会听——听别人的台词，听环境的音效，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你在内地拍戏，如果遇到什么，录下来。回来放给我听，我要写续篇。”
周星星接过录音机。很轻，但重得像某种传承。
“林记者，”他问，“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演员？”
林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
“是个像你一样傻的演员。演了一辈子小角色，但从没敷衍过一次。他临终前跟我说：‘小月，演戏不是工作，是修行。你要在角色里，找到自己。找到了，就值了。’”
她看着周星星：
“所以阿星，去内地，不只是去拍戏，是去修行。在陌生的环境里，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里，在可能比香港更残酷的现实里，找到那个就算全世界都说你不行，你还能对自己说‘我行’的周星星。找到了，就值了。”
远处传来巴士的喇叭声。周星星看了眼手表，上午九点。他该出发了——先去医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