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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消毒水味,是能杀死所有希望的那种刺鼻。但周星星站在吴镇的病床前,却觉得那股味道里,有什么东西在顽强地活着。
    吴镇已经醒了三天。脊椎损伤不可逆,医生明确说了“站起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没哭,没闹,甚至没问“为什么是我”。他只是每天安静地看着天花板,偶尔看看窗外的树,像在计算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能看多少片叶子飘落。
    直到今天早晨,周星星来送早餐——是最便宜的清粥,他自己都没舍得吃,买了三份,一份给吴镇,一份给隔壁床的泰国老人,一份等会儿要去邮局寄给母亲的营养费里省下来的。
    吴镇没喝粥。他看着周星星布满血丝的眼睛,和脸上新添的擦伤,突然开口:
    “昨晚跳了几次?”
    周星星的手顿了顿。他知道瞒不过吴镇——这位教了他所有“活着”技巧的师父,能从一个人走路的姿势、呼吸的节奏、甚至眨眼的速度,判断出他经历了什么。
    “两次。”他老实说,“从四楼跳下来,下面是纸箱。导演说要‘真实的恐惧’,所以纸箱很薄。第一次落地时撞到了腰,但第二次调整了角度,好多了。”
    吴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过来。”
    周星星走到床边。吴镇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那只手因为长期卧床而苍白浮肿,但手指的关节依然粗大,是武行特有的、握过无数兵器的手。他示意周星星弯腰,然后,用那只手,很轻地按了按周星星腰侧淤青的位置。
    “这里疼?”
    “嗯。”
    “这里呢?”手指移到肋骨下方。
    “也疼。”
    “这里?”滑到肩胛骨。
    “疼。”
    吴镇收回手,看着他,眼神很平静,但平静底下有暗流在涌动。
    “你跳楼时,心里想什么?”
    周星星愣了愣。他想起昨晚站在四楼边缘时,夜风吹得他浑身发冷。下面堆着的纸箱在黑暗中像一个个坟墓。导演在下面喊“跳!”,他闭上眼,想起母亲在病床上的脸,想起那十万的医药费,然后——他跳了。
    “想……不能死。”他低声说,“死了,钱就拿不到了。”
    “错。”吴镇的声音很轻,但像鞭子抽在周星星心上,“你跳楼时,不该想‘不能死’,该想‘怎么活’。阿星,我教过你,跳楼戏的关键是放松,信任地面,用肩膀和背卸力。但你刚才说‘调整了角度’——说明你在空中还在思考,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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