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
“我母亲的手术费，我会自己赚。”周星星转身，继续往前走，“用我自己的方式。跳楼也好，挨打也好，一天赚一千也好。那是我赚的钱，干净。霞姐的钱，脏。脏钱救不了人，只能脏了手，脏了心。”
他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
“对了，告诉霞姐。黄少泽的戏，我会拍完。不但拍完，还会拍好。好到让所有人看见，香港电影不只有她那种生意，还有我们这种人——不要命也要拍对的戏的，傻子。”
他走了，背挺得很直。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在曼谷破旧的街道上，像一道不肯弯曲的脊梁。
李律师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很久。然后，他拿出大哥大，拨了个号码。
“霞姐，他拒绝了。”他顿了顿，“而且……把支票撕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霞姐的声音传来，很冷，很平静：
“那就按计划B。让他知道，拒绝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
货仓里，黄少泽正在调试摄像机。看见周星星进来，他抬头：
“今天拍‘羞辱戏’。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周星星放下背包，从里面拿出剧本，翻到那一页。
那场戏是尹天仇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他在一个低成本的武侠片剧组，演一个被反派一刀砍死的小喽啰。他精心设计了死法——中刀后要踉跄三步，捂伤口，回头看一眼主角，眼神里要有“替我报仇”的意味，然后才倒下。但导演根本不看，直接喊“卡”，然后当众骂他：“你他妈会不会演戏？死就死，加那么多戏干嘛？你以为你是主角啊？”
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笑。尹天仇站在那里，低着头，手里还握着那把道具刀。刀是塑料的，很轻，但他觉得重得像要拿不动。
“这场戏的关键，”黄少泽走过来，指着剧本，“不是羞辱本身，是尹天仇的反应。他要哭，但不能哭出来。要委屈，但不能抱怨。要愤怒，但不能发作。最后所有的情绪，要压成一个表情——那种认命，但又不甘心的表情。你懂吗？”
“懂。”周星星说。他太懂了。在邵氏片场，在清水湾，在无数个他跑过龙套的剧组，他经历过太多这样的时刻。导演的呵斥，工作人员的嘲笑，自己精心准备的小设计被当成笑话。每一次，他都把那些情绪压下去，压成一个表情，然后继续演。
“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