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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碰撞场景:系统必须在前方突然出现的多个行人(假设无法完全避开),与保护本车乘客(可能通过更激进的转向导致车辆撞向坚固障碍物)之间,做出选择。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车辆的决策算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规则?更进一步,算法是否有权,或者说,是否应该被赋予权力,去判断哪一方更‘值得’被保护?顾先生,你先请。”
    问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精神核弹,瞬间抽干了现场的空气。所有人屏息,看向顾行知。
    顾行知的脸上掠过一丝极细微的凝重,但迅速恢复了冷静。他坐直身体,语气变得更为严谨,像在阐述一个数学定理:
    “这是一个经典的伦理困境,但在工程化视角下,我们可以尝试将其转化为一个风险最小化的数学问题。首先,系统会基于实时感知数据,计算不同决策路径下,各方(行人、乘客)的伤害概率模型,包括严重程度、存活几率等。同时,会引入车辆自身状态(速度、角度、可变形空间)、环境约束(障碍物属性、二次事故风险)等变量。然后,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经过严格伦理与法律审查的加权效用函数框架下,计算出能使整体预期伤害值最小化的决策。这个函数可能会给乘员设定一个基础保护权重,但同时会综合考量行人数量、年龄(如果有可识别信息)、碰撞角度等因素。算法不判断谁更‘值得’,它只是执行一个预设的、追求社会总伤害最小的‘最优解’。这个解可能冷酷,但它是透明、可验证、且符合程序正义的。”
    他的回答高度理性,充满了模型、函数、概率,将血肉生命的抉择抽象成了冰冷的数学计算。台下有人点头,认为这是“科学”的态度;也有人皱眉,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不适。
    王院士再次看向沈悠,目光平静无波:“沈悠女士?”
    沈悠放在膝上的手,几不可察地收紧了一下。她垂下眼帘,沉默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十秒,二十秒……演播厅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观众席开始出现轻微的躁动,不明白她为何迟迟不答。陈宇飞等人的心也提了起来。
    她终于抬起头,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清澈而坦荡,直视着王院士,也像透过镜头,看向无数可能的未来用户:
    “王院士,顾总,各位。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团队,在‘青鹏’立项之初,就反复争论、痛苦思考过无数次。”
    她的声音有些干涩,但一字一句,砸在寂静的空气里:
    “我们写不出那个‘加权效用函数’。我们无法,也绝不能,将人的生命——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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