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了一把伞，一包茶叶，和一封信。伞是给沈峥明的，茶叶也是给沈峥明的。信不是。信是陆砚清写的，夹在一份公文里，通过通政司送到北镇抚司，收件人是周怀仁。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火漆，没有任何标记，只有一行字——“周怀仁亲启”。周怀仁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是一张纸条，巴掌大小，边缘撕得不太整齐，纸上只有一行字：“他好吗？”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沈峥明”三个字。但周怀仁知道这个“他”是谁。整个大明朝，只有一个人会用这种方式、这种语气、这种小心翼翼地不敢写下对方名字的方式，问沈峥明好不好。那个人的名字叫陆砚清。
周怀仁把纸条折好，收进怀里，没有回信。不是不想回，是不能回。陆砚清被禁止和沈峥明通信了，但他没有和周怀仁通信的禁令。没有人想到他会通过周怀仁。周怀仁是锦衣卫指挥同知，是沈峥明最信任的人，是那个每天给沈峥明送茶、送饭、送消息的人。他是沈峥明和外界之间唯一的通道。陆砚清找到了这条通道，用一张纸条，试探性地敲了敲。周怀仁没有回应，但他也没有把纸条扔掉。他把它收在怀里，带进了偏院。
沈峥明坐在床沿上，和七天前一模一样的姿势——背脊挺直，头微微低着，目光落在枕边那块白色手帕上。手帕叠得方方正正的，放在他睡觉时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他每天看着它，不碰，也不让别人碰。周怀仁进来的时候，他没有抬头。周怀仁把伞放在桌角，把茶叶放在伞旁边，然后从怀里取出那张纸条，递过去。
“大人，南京来的。”
沈峥明抬起头，接过纸条，看了一眼。他认得这笔迹，每一个字都认得。这个人的字迹他看了大半年了，从“案卷在左侧架”看到“安”，从“安”看到“慎”，从“慎”看到“缓”，从“缓”看到“歇”，从“歇”看到“我在”，从“我在”看到“信”，从“信”看到“茶浓”。每一个字他都记得，每一笔每一划他都记得。这个人的字迹有时候很稳，手腕有力，墨色均匀，收笔干脆，说明他睡得好，心情平静，没有被朝堂上的风浪影响。有时候字迹会抖，笔画之间有一些连笔，墨色有浓有淡，收笔的时候会拖出一道细小的尾巴，说明他熬夜了，累了，手在发抖，但还是撑着把字写完了。这半年多来，他从这个人的字迹里读出了他的一切——他的疲惫，他的孤独，他的坚强，他的脆弱，他的思念。现在他读出了更多的东西。这个人在问他“他好吗”。不是“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