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权之移于下也，非一日之积也。其始也，或以信任之专，或以委任之重，或以奏对之便，或以批答之速。”
“上下相便，内外相安，而不知权之渐移矣。及其移也，则以一人之私为天下之公，以一家之利为朝廷之利，以一时之便为万世之法。”
“虽有忠言谠论，壅于上闻；虽有贤才异能，格于下进。”
“故防权之移，不在猜疑，在立制。”
然后他写到了具体的制度，这是他这几天反复推敲过的。
他提出了三条：
其一，诏旨必经内阁票拟、六科给事中封驳，不得以内批径行。
这一条暗指的是严嵩经常绕过正常程序，用中旨来办私事。
其二，每年考核官员，不以虚言为据，而以实政为凭。
钱粮完纳、刑名无冤、水利兴废、学校增损，逐条开列，由巡按御史核实。虚报者革职。
其三，疏通言路。
凡言官论事，即便触犯，也不得以此贬黜，否则言路壅塞，上面的耳目就全瞎了。
他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但每一条都是对着权力的漏洞在打。
他知道这篇文章的风险。
但他也记得沈默说过的那句话……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真话从来不用刻意包装，需要刻意包装的，一定掺杂了不真实的东西。
他把笔蘸了墨，继续往下写。
……
方子文写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不是因为写不下去。
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要写的策论里有一个很核心的论点，腐败的根源不在人品，在制度设计。
他准备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边饷的层层截留，一个是税关的层层盘剥。
这两个例子他都有详实的数据，是沈默帮他整理的。
如果他不写数据，只是空谈制度反腐的大道理，他的策论就会和王锡爵、和其他所有考生没有任何区别。
方子文想了很久。
最后他决定折中。
他不写具体的数字，但他写具体的制度。
他写道：
“臣观天下财赋之蠹，不在于民之不纳，不在于吏之不征，而在于征纳之间，所过之处，层层留难，道道抽分。”
“譬如有米一石，自田间至京仓，所历不下十余关。每关索费，名曰常例。常例之外，又有陋规。”
“陋规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