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月将尽，寒气还没有退干净，但阳光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不是冬天那种惨白的光，而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金色，照在人的皮肤上有一种微微的暖意。
顾湘坐在诊室里，面前摊着五卷竹简。
第一卷《外证治术》，第二卷《金创伤科》，第三卷《妇人婴儿病篇》，第四卷《针灸甲乙经》。四卷摞在一起，厚厚一叠，麻绳捆扎的地方磨得发亮，竹简的边缘被无数次的翻阅磨出了包浆。每一卷她都翻过无数遍，每一遍都能看到华佗的字迹里那些细微的变化——笔锋的轻重、间距的疏密、墨色的浓淡。这些变化像一个人的指纹，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她在看第五卷的空白竹简。
这一卷，她想了很久。从疫情爆发的那一天就在想，从华佗坐在院子里让她把痂皮粉末吹进鼻腔的那一天就在想，从第一批接种的五十个人安然度过反应期的那一天就在想。她想的是同一个问题：这一卷，叫什么名字？
种痘法？防疫术?以毒攻毒论......她想了十几个名字，都写在草纸上，又都划掉了。每个名字都太窄，装不下她想写的东西。
因为她要写的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思想——一种“人可以不生病”的思想。
在东汉，没有人这样想过。在这个时代，瘟疫是鬼神降下的惩罚，是阴阳不调的产物，是命。没有人觉得人可以主动地、提前地、有计划地避免生病。
但顾她从穿越后第一天就在告诉华佗：病是可以防的。洗手可以防产褥热，隔离可以防瘟疫，种痘可以防天花。这些事情在公元二世纪听起来像是神话，但它们不是神话。它们是科学。是还没有被命名的、被验证的、被记录下来的科学。而科学需要被写下来。
她铺开第一卷空白的竹简，拿起毛笔。
笔尖在砚台里蘸了墨，墨是华佗昨晚磨的，浓淡刚好。她悬腕，下笔，写了三个字：
免疫论。
华佗从门外走进来，站在她身后，低头看她刚写下的那三个字。
“你看了再说好不好。”顾湘说。
她开始写。华佗坐在对面，没有出声，就那么安静地看她写。顾湘写字的时候有一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