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裴砚去了公司。说是公司，其实是他投的那个独立游戏工作室，在望京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里，占半层。他很久没来了，前台看到他差点没反应过来。创始人从工位上探出头，说正好，有个新的demo想让他看看。
裴砚坐下来，看完了，提了几点意见，然后忽然问：“你觉得一个把你当司机、当网约车、当包养对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对方愣了一下，然后笑得前仰后合，问是不是愚人节玩笑。裴砚没笑，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
4月23日，裴砚去了八角。车停在小区门口那个位置，熄火，没下车。他看到那栋灰色的单元楼，看到她昨晚跳下车时差点崴脚的台阶，不知道她在不在家？
裴砚想起她走之前头也不回地往单元楼里走，鞋踩在积水的地砖上，轻微的啪嗒声；也想起她刚睡醒时揉着眼睛，头发被车窗压得翘起来，脸上那道细长的伤口在昏暗光线里像一道浅浅的阴影。她现在在做什么？伤口涂药了吗？
裴砚握着方向盘，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他是谁？只是被她当成出租车司机、当成网约车司机，又当成包养对象的人。她甚至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还记得她说“你可以拒绝”时的表情——她是真的把拒绝的选项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4月24日，裴砚去了那家咖啡馆。老板认识他，不用点单就知道给他上什么。店里没什么人，他坐在角落的沙发里，面前那杯美式已经凉了。他把那张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又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拿起手机，拨了那个已经存了很久但一直没拨出去的号码。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
听到她声音的那一刻，裴砚忽然觉得这四天所有的纠结、失眠、绕路、无意义的对话，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只是他一直没承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