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或者极大的不在乎。”
晏清疏没有回应这个评价。他问了第一个问题：“这里的规则是谁制定的？”
院长沉默了几秒。
他伸手拿起钢琴上的小提琴，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琴颈，把琴身翻过来，让琴背的琥珀色漆面朝向阳光。然后他用另一只手的食指轻轻拨了一下E弦。琴弦震颤，发出一声清脆的高音，在圆形空间里产生了微弱的混响，从四周的书架上弹回来，尾音持续了大约三秒。
“严格来说，是我。”他把琴放回琴盖上，“但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我’。”
接下来他用大约二十分钟——或者更久，在这个有阳光的房间里，时间感不太可靠——讲了一个故事。或者说，拼凑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不完全是“院长”。真正的院长是他的朋友。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家。三十年前创办了温布登格艺术康复中心，最初的宗旨是收留那些被艺术界拒绝的失败者，给他们一个地方继续创作，不用面对外界的评判。这个年轻音乐家叫约书亚·温布登。而他自己——现任院长——是约书亚的助手。一个没有才华、没有作品、但极度热爱音乐的人。或者说，极度热爱别人创造的音乐。他负责行政，约书亚负责艺术。
后来发生了某件事。
他不愿意说具体是什么事。说到这一段时他的手指开始在提琴琴弦上无意识地滑动，指甲在金属弦上刮出细微的摩擦声。不是回避——是说不出口。那件事之后，约书亚不见了。他成了院长。
“我改了规则。”他说，声音没有变化，但拨弦的手指停了，“艺术创作变成了强制性的。因为那是我唯一能理解艺术的方式——如果不能天然地创造，就用规则制造一个必须创造的环境。护工们——他们不是我的发明。他们是规则自动生成的。规则需要执行者，系统就制造了执行者。它们只是看起来像人。”
他的目光从提琴上移开，落在晏清疏脸上。那双布满血丝但异常清醒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威胁，不是试探，是某种接近于请求的情感。
“那些病人，他们来这里时都是失败者。”他说，咬字仍然清晰，但语速慢了，“被拒绝的申请者、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