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话不是“谢谢”。
“你刚才不应该出头。”她说，语气不是感激，是警告，“他们会盯上你。”
“已经被盯上了。从入院评估那刻就开始了。”晏清疏把馒头掰成两半，一半递过去。琼看了一眼，接住，但没有吃。他反问：“你昨晚为什么不吃晚饭？”
琼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馒头表面捏出了几个凹痕。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个自己都不确定该不该说的事。
“因为昨天是我入院周年。第三年。”
三年。晏清疏在心里把这个数字和其他信息对齐。精神病院的病人流动率——如果被“治疗”多次后会被“重新分派岗位”或更糟——那么琼的三年意味着她在规则的重压下存活了三年，而且保持了部分清醒的意识。她是少数几个“留存”了部分记忆的病人。大部分病人会逐渐忘记自己入院前的生活，忘记自己的真名，忘记自己不是贝多芬、梵高或邓肯。琼还记得。
“音乐学院。”她说，声音平稳得不像在回忆，更像在复述一份档案，“星海音乐学院，电吉他专业。大三那年参加乐队选拔赛，被淘汰了。评委说我‘技术过硬但缺乏舞台感染力’。”她嘴角扯了一下——不是笑，是某种被重复了太多遍的伤疤在牵动肌肉，“当晚收到邮件。温布登格艺术奖学金。全额资助，封闭式大师班，为期三周。地点就写了一个地址——温布登格。”
“谁签的名？”
琼想了一会儿。“签名是打印的。但我后来在公共活动室看到了那个人的照片——荣誉墙上那张。拿着小提琴的。”她顿了顿，“但他看起来不一样。比照片上年轻。好像一点都没老。”
晏清疏把这条信息和之前拼凑的碎片对齐。所有病人都曾是热爱艺术但未成功的人——被退稿的作家、被淘汰的乐手、落选的舞蹈学院学生。不是巧合。是筛选条件。那封邀请函是一个筛选工具，精准地锁定了某个特定类型的人：热爱艺术、有基础能力、但距离成功始终差一步。然后把他们骗到这里，分配一个艺术家的名字，给他们一个虚假的身份，让他们在规则的强制下日复一日地创作。
“你昨晚停下创作，是想确认什么？”
琼捏碎了馒头的一小块表皮，碎屑落在膝盖上。“想确认会不会有人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