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怎么走的？”沈觉予问。
“意外。”周知常说，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三年前，晚上去买菜，过马路。肇事司机酒驾，跑了，第二天才抓到。她当场就不行了。我去医院，她还在抢救，但医生摇头。我进去，她还有意识，眼睛睁着，看着我。我想说话，但喉咙堵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大概一分钟，然后闭上了。没了。”
他喝了口茶。手很稳，茶杯没有晃。
“后来我总想，她那最后一分钟，想跟我说什么呢？是‘好好活着’？是‘别难过’？还是‘晚饭在锅里’？我想了三年，没想出来。”他笑了笑，有点苦，“所以这次，我得准备准备。不能到时候又说不出话。”
沈觉予看着他。老人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点笑，但眼睛深处有东西在闪，很碎的光，像打碎的玻璃。
“您准备说什么？”沈觉予问。
“就说‘我其实挺怕的’。”周知常说，“她走的时候，我不怕，是懵。现在轮到我了，我才知道，怕。怕疼，怕孤单，怕最后那分钟太短，该说的话说不完。但这话，得说给她听。不说，我过不去。”
沈觉予沉默。他接待过很多坦然面对死亡的人，但周知常的坦然不一样——不是看破，是认账。认了这笔账，然后一笔一笔算清楚，不赖，不逃。
“您子女知道吗？”他问。
“知道。儿子在外地，搞工程的，忙。女儿嫁到南边，有两个孩子，也走不开。我跟他们说了，别回来，回来我也就那样，还耽误他们工作。他们说那不行，得回。我说你们实在要回，就等我走了再回，送我一程就行。别在病床前耗着，我看了难受。”
周知常说这些时，语气像在安排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他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分门别类的东西：存折，房产证，保险单，还有几个小布袋。
“这是遗嘱，公证过了。房子给儿子，存款给女儿，老伴的首饰给孙女。这个，”他拿起一个小布袋，倒出来，是几个老式银元，“是我爸传下来的，给我孙子。他今年六岁，估计也不懂，先留着。”
他又拿出另一个布袋，倒出一把钥匙：“这是厂里更衣柜的钥匙。我柜子里还有几件旧工装，干净的，还有一套工具。麻烦你，等我走了，交给厂里，看哪个年轻工人需要，就给了。工具是好工具，德国造的，跟了我三十年。”
沈觉予接过钥匙。铜的，已经磨得发亮，齿口却依然锋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