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记在脑子里。”他说，“不会写在纸上。”
“为什么？”
“因为纸会丢，系统会坏。但人脑的记忆，只要我还活着，就丢不了。”他顿了顿，“如果哪天我死了，那些记忆就和我一起消失。很公平。”
苏未竟的呼吸滞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个答案。她以为他会说“我们有保密协议”或者“这是职业伦理”，但他给了个近乎诗意的、残酷的回答。
“你记得所有人？”她问，声音不自觉地放轻了。
“记得。”
“多少个？”
“二百四十一个。”沈觉予说，数字脱口而出，像早已刻在舌头上，“你是第二百四十二个。”
房间里安静了。只有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隐约的、城市背景音般的嗡鸣。苏未竟的手指蜷起来，指甲抠进掌心。疼，细微的、尖锐的疼，让她确认自己还在这里。
“第二百四十一个人，”她听见自己问，“他最后喝的是什么茶？”
“普洱。十五年的熟普。”沈觉予说，目光飘向窗外，但焦点不在梧桐树上，在更远的地方，“他说像他老家的泥土味。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块茶饼，是我掰给他的。”
“他为什么走？”
“胰腺癌晚期。疼了三个月，止痛药没用了。”沈觉予转回目光，看着她，“苏未竟，每个人的理由都不同。疼痛，绝望，尊严，孤独，或者就是‘累了’。你的‘存在性虚无’——那也是理由。我尊重它。”
“但你觉得它幼稚。”苏未竟脱口而出。
沈觉予沉默了。这次沉默很长，长得苏未竟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她开始后悔，后悔把话说破，后悔撕开那层职业的、礼貌的距离。但就在这时，他开口了。
“我十九岁的时候，”他说，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也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我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希望我学医，我偏要学哲学。我读尼采，读叔本华，读加缪，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一切皆虚妄。我甚至写过一篇论文，论证‘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当然，是抄加缪的。”
他停了停，端起茶杯，但没喝，只是捧着，汲取那点温度。
“后来我父亲病了。癌症，很突然。我陪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看着他从能走能说到卧床不起，从清晰到糊涂。最后那几天，他抓着我的手，说不出话，但眼睛一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