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存和胜负面前，许多优雅的规则和繁琐的程序，会显得苍白无力。
当赫雷罗人的骑兵在烈日下呼啸而来时，你不会去争论冲锋的队形是否符合五十年前的操典，你只会用最快的方式寻找掩护，用最有效的火力进行反击。
帝国如今面临的，是否也是一场更加庞大复杂的生存之战？
只是对手不再是手持长矛的赫雷罗人，而是虎视眈眈的法国至上国，是疆域辽阔的俄国，是内部日益尖锐的纷争，是陈旧僵化的体系本身？
如果是这样，那么克劳德的务实，那种对效率和结果的偏执追求，是否反而是帝国此刻更需要的东西？即使他那套方法，让许多像父亲那样的人感到不安甚至愤怒。
而自己，被期待去做的，或许就是在野蛮的务实与僵化的优雅之间，找到那条狭窄的路。既要让新鲜空气进来，又不能让房子塌了。
这绝非易事。
这意味着他可能需要说服像伯恩哈德那样的顽固派接受他们原本嗤之以鼻的改变，意味着他需要在克劳德推行那些可能过于激进的方案时提出异议甚至设法缓和，意味着他要在陆军部同僚异样的目光、家族可能的疑虑、甚至内心自我的不断拷问中前行。
格奥尔格那样的人做不到。他缺乏魄力和主见，无法在风暴中掌舵，甚至无法有效统合保守派的声音。那么，压力和责任，就会自然而然落到被选中的人肩上。
埃克哈德走到窗前，推开了一丝缝隙。
对待战争，需要务实，所以要研究钢盔和冲锋枪。
对待命运，同样需要务实。
所以，他要去波茨坦，听听那位老派军头到底为帝国描绘了怎样一幅蓝图，又准备将他置于蓝图的哪个位置。
他关上窗，将寒意与城市的低语隔绝在外。
书桌上，几本军事书籍静静的躺着，是那份登载着鲍尔小镇考古发现的报纸
历史的尘埃被有意拂起，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编织过去。
而未来则需要活着的人一步一步去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