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感激她的同情，有时会接受她带去的食物或药品，但当她说到革命，说到未来的主人翁，他们的眼神会飘向别处，或者嘟囔着“那太远了，小姐，我们只想今天能多赚几个芬尼”。
她与那些激进的…往往处于地下状态的社民党左翼也有隔阂。
他们嫌她布尔乔亚气息太浓，嫌她的理论不够纯粹，嫌她的行动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浪漫幻想和软弱性。
她试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不公，呼吁改革，但主流报刊要么拒绝刊登，要么将她的文章删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激进刊物愿意接受，但影响力微乎其微。
四处碰壁。父亲的话扎破了她努力维持的理想主义的气球。
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以及……羞耻。为她的无力，也为她与生俱来的、无法摆脱的优越生活感到羞耻。
这张光滑的餐桌，这栋安静的宅邸，父亲稳定的教授薪金，母亲精心打理的家……这一切，都成了横亘在她和那些她想要为之奋斗的人们之间的无形高墙。
然后，刺杀发生了。
克劳德·鲍尔，那个她曾经在内心深处认为毫无原则，在各方势力间摇摆不定，用一些看似激进实则服务于皇权和现有秩序的手段来收买人心转移真正矛盾的投机分子、骑墙派、皇帝的弄臣……被刺杀了？
消息传来时，她正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试图修改一篇关于女工待遇的文章。
周围的人们先是震惊，然后爆发出各种各样的议论。
有些穿着体面的人拍手称快，说那个蛊惑陛下的魔鬼终于遭了报应；有人忧心忡忡，担心接下来会有更严厉的镇压；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像是工人和小市民的人，表现出的是一种真实的愤怒和仿佛失去主心骨般的恐慌。
她听到了“顾问先生是为我们才被那些蛀虫害的！”“陛下一定要严惩凶手！”“没有顾问，那些黑心的家伙又要回来了！”这样的议论。
她坐在那里，笔尖悬在稿纸上，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心里涌起的感觉复杂难言。
她讨厌他。讨厌他那套看似为民请命、实则强化国家威权的逻辑，讨厌他利用民众的苦难来扩张那个资源总署的权力，讨厌他那种游刃有余、似乎总能找到第三条路的狡黠。她觉得他是在用止痛药麻痹病人，而不是去根除病源。
但是……不可否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那些被查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