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事办得像赶工——简单，仓促，还带着点“终于搞定了”的如释重负。婚礼就在永嘉路家里摆了两桌，至亲加介绍人，挤挤挨挨。西贝穿了件簇新的红格子外套，脸上没啥新娘子该有的喜气，倒像完成了一桩拖了很久的差事，平静里透着一丝累。甘英嵘则一身崭新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苍蝇拄拐棍都站不稳，脸上挂着他最拿手的、略显拘谨的笑，给老丈人、丈母娘和领导敬酒时，话不多，但句句在点子上，态度恭敬得像在向上级汇报工作，赢得一片“老实头”、“靠得牢”的称赞。
这桩婚事，弄堂里阿姨妈妈们私下没少嘀咕：“门不当户不对呀！” 西林是电力局局长，孙兰是书记退下来的，甘家呢？闸北区普通工人家庭，还是特别“结棍”的那种——屋里厢穷。甘英嵘他爸是郊县农民顶替进城的钳工，姆妈是家庭妇女。他是老二，上头有个同父异母的阿哥，下头还有两个弟弟。想想看，一个工人爷叔的工资，要喂饱四只“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饿煞鬼，日脚过得哪能，用脚趾头想想也晓得。直到四个儿子陆续进厂，屋里才算透了口气，但房子？一家门六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的“滚地龙”里，转个身都要喊“喂，让一让！”
甘英嵘心里，这笔账算得清清爽爽。西贝是穿得朴素，甚至还有补丁，但那些洗得发白、熨得刮挺的衣裳，套在她高挑瘦削的身上，就是有种与众不同的、利利索索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她家——阿爸局长，姆妈干部，这不仅是“条件好”，更是扎扎实实的社会资源跟保障。最要紧的是，老丈人西林亲口答应，结婚就给他们解决房子：一套煤卫独用的一室户！ 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对无数挤在亭子间、三层阁、合用灶披间的小年轻来讲，这简直是天堂门票！感情？可以培养的呀。但房子，是硬碰硬改变生活质量的“大件”。西贝人长得清爽，脾气听说“稳得牢”，又是厂医，工作体面。这笔账，横算竖算，都是他甘英嵘“赚了”。
西贝这边，妥协的理由一样具体得像钢筋水泥。甘英嵘长得还算登样，国字脸，浓眉毛，高高大大，符合她心里那点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外貌协会”小标准。爹妈念叨了八百遍的“根正苗红”——贫农出身、工人家庭、党员、青年干部苗子——像一道金光闪闪的护身符，把“条件差”三个字挡得严严实实。她自己，虚岁挨着三十边了，在厂里是“老姑娘”，闲话跟“关心”多得让人头皮发麻。从前那些追求者，汪劲松、鲁志军，还有新进厂不懂事的小年轻，看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