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父亲西林，因为“历史清楚”、“有专业背景”（早年学过机械），加上运动后期表现“经受住了考验”，被提拔到了市电力局担任副局长（后来转了正）。母亲孙兰，也从妇联调出，去了规模更大的国营机械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喔唷，西局长！孙书记！” 弄堂里的老邻居碰见了，打招呼的调门都不一样了，带着点小心翼翼的巴结。来家里走动的人更多了，带的礼物也从苹果点心，变成了纯白酒、牡丹烟，谈话的内容也变成了“电网建设”、“企业整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家里那间小小的客厅，时常烟雾缭绕，高谈阔论。西贝有时在里屋听着，觉得那些话虚飘飘的，像烟一样，还没她图纸上一条实线来得实在。
但表面的风光底下，那个窟窿，依然像个吃不饱的巨兽，蹲在西贝家的暗影里。父亲西林官复原职又升迁，补发的工资加上新工资，“外快” 也多了，收入可观。
然而，这道“背景色”所支撑的，远不止永嘉路这个家。山东老家的来信，像候鸟一样，总在父母工资到手后不久，便准时抵达。信纸是那种粗糙的黄草纸，字迹深深浅浅，诉说着老家亲戚们的种种不易。
西贝曾无意中瞥见过一次。信是西林在山东的一个堂弟写来的，开头永远是“大哥如晤，见字如面”，语气恭敬而愁苦。上一次，是“三叔的老寒腿，今年犯得厉害，开春下不了地，想凑钱去县医院瞧瞧，看能不能做个手术”；上上一次，是“老宅的西厢房雨漏得不成样了，檩子都朽了，眼看要塌，一家人挤在堂屋不是个法子”；这一次，是“你大侄子在矿上出了点事，砸伤了腰，矿上虽管治，但家里没了顶梁柱，弟媳拖着三个娃，眼看就要开春，种子化肥钱还没着落……”
信的最后，总会小心翼翼地缀上一个数字。有时是“三百”，有时是“五百”。在那个西贝月工资三十七块五、一斤猪肉不到一块钱的年代，这不啻为一笔巨款。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