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母亲孙兰对着这些信，随着每一次汇款单的寄出，就阴沉一分。关起门来的争吵，
“最后一次？侬这句话讲过多少趟了？” 孙兰的上海话都急出来了，“西林，阿拉现在肚皮是塞饱了，可西春眼瞅要讨媳妇，样样要用钞票！西贝也大了，我们欠她的……侬心里没数啊？还有外头那些债，侬补发的工资填进去多少了？” 她的指甲无意识地抠着沙发扶手。
“我知道！” 西林猛地打断她，声音提高，带着被戳中痛处的烦躁，“可那是我爹娘！是我兄弟！我能看着不管？西春是我儿子，我能亏了他？西贝……她懂事，在厂里也做得好，以后……总有她的出路。” 最后的理由，说得有些气虚。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仿佛那辛辣的液体能浇灭心底的愧疚和现实的困窘。西贝在厨房默默洗碗，水声哗哗，掩盖了客厅大部分的对话，但那些关键词——“老家”、“欠债”、“西春”、“亏欠”——还是丝丝缕缕钻进来，在她心里结上一层更厚的冰霜。懂事？是啊，伊一直老“懂事的”。所以，那个窟窿，永远也填不满，因为“懂事”的人，总是被排在需要“管”的人后面。
而现在则总是沉默。她会仔细地把信纸叠好，收进五斗橱最底层的一个铁皮盒子里，那里已经躺了厚厚一沓。她不再像早年那样激烈反对，只是咳嗽会变得频繁，脸色在灯下显得更黄。而父亲西林，对着那些信，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酒喝得更多（现在喝的是正经白酒了）会在晚饭后，坐在朝北小屋的窗边，对着那封信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雾笼着他花白的头发，像一座沉默的、正在被风化侵蚀的石像。最终，他总会叹一口极长、极深的气，然后起身，拿出那个专门用来汇款的小布包。
弟弟西春，成了这场家庭资源倾斜中，最顺理成章的受益者，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未深刻意识到其中的代价。他从青浦机械厂调回市区后，在父亲旧部关照下，进了区工业局坐办公室，工作清闲，但年轻人总想“做点成绩”。他脑子活络，也肯跑腿，可那个年代，想做点出格的事难如登天，几次“改革”小尝试都碰了软钉子，有些心灰意冷。西林虽然身居局长之位，但骨子里军人那股“靠自己”的硬气还在，尤其对儿子，他更不愿落下“以权谋私”的口实，对西春工作上的事，从不出面打招呼，只是告诫他“脚踏实地”、“多学习”。
转机出现在母亲孙兰身上。多年革命行军的劳顿，加上解放后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