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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线,指尖留下一个紫红色的、凹陷的疤痕,触感麻木。她又回到了缝纫机前。这一次,她踩动脚踏板的节奏,比之前更稳,更沉。手指推送布料时,多了一份近乎本能的、对那根细针的敬畏和谨慎。那道疤,成了她“技术工”道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直观的勋章。王师傅后来喝酒时跟人吹:“我那个徒弟西贝,别看她瘦,骨头硬着呢,针扎穿了手指头,哼都不多哼一声,第二天照常来上工!是块好料子!”
    硬骨头,也得有东西撑着的。西贝的低血糖,是另一个顽敌。上午工作到十点多,常常会毫无预兆地袭来一阵头晕,眼前发黑,心慌手抖,冷汗涔涔。在掖县、在上海上学、在田径队时,这种感觉就伴随她,如今在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的工厂,它带来的困扰和危险更甚。
    转正后,她的工资涨到了35元。每个月发薪日,她留下5元钱——这是她一个月在厂食堂吃午饭的“预算”,其余30元,回到家,默默交给母亲孙兰。母亲接过去,表情平淡。西贝从不开口要求。家里还欠着外债,弟弟也需要花钱,她知道这钱留不住。
    食堂,是她每日难得的、可以稍微自主、也带点人间烟火气的时刻。她总是去得晚些。打饭窗口后面,是胖胖的、像尊弥勒佛、嗓门能掀翻屋顶的张阿姨。张阿姨是地道上海人,胃口奇好,自己吃饭用的是个不小的搪瓷盆,堆得尖尖的。她认得这个总是脸色苍白、瘦得像根“绿豆芽”的小姑娘。
    “西贝!侬又来啦?今朝吃啥?老规矩,一两饭,一份‘素碧绿’(青菜)?” 张阿姨一边用大勺敲着菜盆边,一边用夸张的上海话高声问,整个窗口都能听见。
    “嗯,麻烦张阿姨。” 西贝递过饭票和5分钱菜票,声音细细的。
    “喔唷!侬看看侬,瘦得来一阵风好吹跑了!天天吃‘素碧绿’,哪能来赛(行)?” 张阿姨嘴里噼里啪啦说着,手里的大勺却毫不含糊,在青菜盆里深深一舀,不是一勺,几乎是两勺扎实的青菜,“哐当”一声,结结实实扣进西贝那个小号饭盆里,堆得冒尖,菜汤都快溢出来了。又特意多打了半勺浓稠的菜汤淋在糙米饭上。“多吃点!年轻轻,钞票要赚,身体也要紧!阿拉厂里食堂的青菜,比肉香!侬尝尝看!” 她一边说,一边还朝西贝眨眨眼。
    西贝看着那满满一盆几乎够两个人吃的青菜,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暖,低声说:“谢谢张阿姨。我……随便对付一顿就行了。” 这是她的口头禅。
    “对付?对付啥人?对付自家啊?” 张阿姨眼睛一瞪,“年纪轻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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