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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哐当哐当”地将二妹西桦,从黄浦江畔的湿暖,抛向了中国版图最北端那片广袤、严寒、陌生的黑土地。当她们提着简单的行李,踩着没脚踝的积雪,站在林场场部前那片被冻得硬邦邦的空地上时,从小在弄堂和家属院里长大的上海姑娘,被眼前无垠的、近乎原始的荒凉彻底慑住了。
    放眼望去,天地一片混沌的白。近处是低矮的、被厚雪压得喘不过气的泥坯房,屋顶的烟囱冒着有气无力的、笔直的黑烟,很快就被刀子般的寒风撕碎。远处,是无边无际的、沉默的森林,墨绿色的松柏和光秃秃的白桦、柞树林子,像一道巨大的、深色的屏障,横亘在铅灰色的天穹之下,透着一种亘古的、令人敬畏又恐惧的寂静。风,是这里永恒的主宰。它不像南方的风那样带着湿气,而是干硬、凛冽,打着旋儿,卷起雪沫子,抽在脸上,像粗糙的砂纸在打磨皮肤,瞬间就能把裸露的肌肤冻得通红、开裂。空气冷得吸一口,仿佛能把肺管子都冻住,鼻腔里火辣辣的疼。脚下是冻得比石头还硬、滑不留脚的“大烟炮”,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她被分到离场部十几里地的一个新建知青点,几排用圆木和泥巴“干打垒”垒起来的房子,墙壁透风,窗户是用塑料布钉的,在寒风里“哗啦啦”作响,像濒死之人的喘息。屋里,一个用砖头和泥砌成的、占了大半间屋的“大通铺”就是她们十几个人睡觉的地方。铺着薄薄的、潮湿的乌拉草垫子,盖着僵硬、散发着霉味和汗臭的棉被。晚上,必须把所有能盖的东西,包括棉衣棉裤,都压在身上,才能勉强抵御那从墙壁、地缝、窗户每一个缝隙钻进来的、砭人肌骨的寒气。清晨醒来,靠近墙壁的被子甚至会被呼出的水汽冻在墙上,需要用点力气才能扯开。水,要去几里外的山泉眼用扁担挑回来,一路上得用棉絮包裹着桶口,防止水溅出来瞬间结成冰。挑回来的水倒在铁皮桶里,放在炉子上,烧开了,才能喝,才能洗把脸,但那水里总有一股散不去的松木和铁锈混合的腥气。吃的,是冻得梆硬、用斧头才能劈开的黑面馒头,是熬得黏糊糊、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碴子粥,是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带着泥土和农药味的烂白菜、土豆。油星是奢侈品,肉是过年才能闻到的传说。西桦手上很快布满了冻疮,脸上起了皴裂的血口子,原本纤细的手指变得红肿粗糙,像十根胡萝卜。
    但人,尤其是年轻的、被迫扎根的生命,总能在绝境中摸索出活下去、甚至开出不一样花来的方式。
    二妹西桦,用“知识”和“文采”为自己筑起了一道精神的堡垒。白天,她要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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