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后来被称作“三年困难时期”的开端，但最初的变化，并非晴天霹雳，而是像江南梅雨季的湿气，无声无息地渗透，等你察觉时，骨头缝里都已是一片阴冷的黏腻。起初是饭桌上的渐变。原本还算能填饱肚子的米饭，肉眼可见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红薯块、发硬的玉米碴，后来，连这些也不能管够，掺进了碾碎的豆饼、米糠，甚至是一种磨得极细、吃了拉不出屎的“代食品”。菜也越来越简单，从偶尔有荤腥，到一大盆不见油星的水煮青菜，再到咸菜疙瘩就着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最后，连咸菜也成了需要算计着吃的奢侈。空气里开始浮动一种隐秘的、关于“粮食”的焦虑，这焦虑很快发酵、膨胀，变成了公开的、噬人的、写在每个人脸上的恐慌。
西贝负责买菜，对这股恐慌的感知最直接、也最具体。合作社（人们已习惯叫它“菜场”，但这里早已无“市”可言）门口排队的长龙，一天比一天早，一天比一天长，从凌晨两三点就开始聚集，像一群沉默的、饥饿的幽灵，在尚未褪尽的夜色和路灯惨白的光晕下蠕动。人们不再交谈，连抱怨都显得奢侈，只是沉默地、焦躁地、用全部意志支撑着身体，向前一点点挪动。一张张脸开始浮肿，泛着营养不良的、不健康的蜡黄，但一双双眼睛却异常地亮，亮得骇人，像烧着最后的柴，死死地盯着售货员身后那日渐空旷、品相也越来越凄惨的货架——那里常常是空的，或者只有一些发黄打蔫、平日喂牲口都嫌老的菜帮子。猪肉、鸡蛋早已是传说中的名词，豆腐、豆制品成了需要运气、关系以及排上几个小时队才可能“碰”到的奢侈品，连最普通的青菜、萝卜、土豆，也变得金贵无比，需要相应的票证，还需要难以想象的耐心、体力以及那么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西贝的手指，因为在冷水和碱水里的反复浸泡，冻疮今年复发得格外凶猛，旧疤未愈，新裂又生，手指红肿溃烂，握着冰冷的菜篮提手、数着那几张被汗水濡湿又冻硬的、关乎全家一天生计的毛票分票时，裂口被粗糙的纸币边缘和篮柄摩擦，疼得她眼前发黑，冷汗瞬间湿透内衣。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