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春天，空气里开始越来越浓地漂浮着一些崭新的、亢奋的、带着灼热温度的词语，“□□”、“超英赶美”、“人民公社好”、“放卫星”……它们出现在街头巷尾新刷的、鲜红刺目的标语上，出现在学校突然增多的大会激昂的演讲里，也出现在父母下班后关起门来、却依然隐约可闻的、更加严肃疲惫的低沉交谈中。“形势”、“影响”、“干部要带头”、“艰苦朴素”、“这房子是暂住的，要注意”……这些零碎的词句，像不祥的预兆，敲打着西贝日益敏感的神经。不久，一个周末的早晨，阳光很好，王阿姨却红着眼眶，默默收拾好了自己那个小小的、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袱。她走到正在阳台发呆看着兔子的西贝面前，蹲下身，让自己与西贝的视线齐平。她用那双因长期劳作而粗糙、却总是温暖柔软的手，轻轻摸了摸西贝渐渐长长、却因为营养不良而依旧枯黄稀疏的头发，声音哽咽，带着浓重的鼻音，用生硬的、努力想表达清楚的、夹杂着沪语的普通话说：“囡囡，阿姨……要走了。单位有新规定，阿姨不能继续做了……侬自家，以后要当心，要乖……要好好的，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啊？” 西贝呆呆地看着她，看着这个在上海给予自己最初、也是唯一温和接纳的人，看着她眼里真切的不舍与无奈，心里那点可怜的、自来到上海后仅存的、来自外人的、不带任何审视与要求的温软与善意，仿佛也随着这个小小的蓝布包袱，被轻轻抽走了，留下一片更空旷的冰凉。她张了张嘴，喉咙像被棉花堵住，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觉得心里那个才因为小院和兔子微微软下去一点点的角落，又“咔哒”一声，重重地关上了，变得比之前更硬、更冷，也更空了。
他们搬出了这幢有着彩色玻璃窗和高高天花板、让她始终感到无比空旷疏离的小楼。新家，是父亲单位在徐汇区边缘、一个叫“田林”的地方新建的职工家属大院。新家在一栋崭新的红砖楼的三楼，是标准的“两室户”，有独立的、虽然狭小却功能齐全的厨房和卫生间，不用再几家合用灶披间，免去许多尴尬与纷争。最让西贝在茫然中感到一丝意外慰藉的，是那个拐角的大阳台，水泥抹的，宽敞，朝南，上午下午都能毫无遮挡地晒到满满的、慷慨的太阳，光秃秃的地面上，仿佛能嗅到阳光烘焙后干燥温暖的气味。父亲站在空荡荡的阳台上，望着远处尚是荒地的田野，说了句：“这里，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