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便如此，家里那个半旧的、带着木头纹理的米缸，似乎总也满不起来，而且见底的速度快得吓人，像一个永远喂不饱的怪物。母亲孙兰下班后，常常会拖着疲惫至极的脚步，先走到米缸前，掀开厚重的木头盖子，长久地、沉默地看着里面那日渐稀薄的一层米或杂粮，眉头锁得紧紧的，形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她的手指会无意识地、一下一下敲着冰凉的缸沿，发出沉闷的、单调的、催命般的“笃、笃、笃”声，在寂静的屋里回荡，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她算账的时间越来越长，煤油灯捻得只有豆粒大，昏黄飘忽的光晕里，她伏在桌上，背影单薄得像纸，一遍遍核对着那几张薄薄的、颜色各异、却重若千斤的各类票证——粮票、油票、肉票（早已名存实亡，只能用来换点别的）、布票、糖票……以及那个越来越薄、几乎透明、承载着全家喘息希望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这个月的家用。有时，夜深人静，弟妹都睡了，西贝在厨房收拾，会隐约听见父母房里传来压抑的、却又因为极度情绪而变形的争论，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带着冰冷的锐角：
“……又寄了？这个月才过一半！你自己看看，还剩多少？！” 母亲的声音像一根绷到极致、即将断裂的钢丝，尖锐，颤抖。
“……乡下……爹娘……十二个兄弟姊妹……一大家子……等米下锅……快撑不住了……” 父亲的声音沉闷，像从胸腔深处压出来的，带着不容置疑的坚硬，还有一种西贝听不懂的、深重的疲惫。
“……那我们吃什么？孩子们喝西北风吗？！你看看西贝，瘦成什么样了！手上烂的！二妹的药……都快断顿了！你心里除了你们西家，还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们娘几个？！”
父亲会沉默，那沉默比争吵更让人窒息。然后，他的声音会陡然提高，带着被挑战的怒意，更多的是一种用大道理筑起的防御工事：“孙兰同志！注意你的立场和觉悟！我是长子！我能眼睁睁看着爹娘兄弟饿死？！在老家，这是要被人戳断脊梁骨的！我们生活在城市，有国家定量，有组织保障，比乡下那些啃树皮、吃观音土的群众，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这点困难都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