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林，在50年代末的上海版图上，还是一片充满野性生机和荒凉气息的所在。出家属院不高的围墙不远，便是大片的荒地、零星的菜畦、纵横交错的、被脚踩得发亮的田埂和星罗棋布、长着芦苇的水塘。野草在春夏长得能没过孩子的腰，在风里掀起绿色的波浪，发出沙沙的、寂寞而自由的喧嚣；麻雀和各种不知名的鸟儿成群结队，呼啦啦地掠过开始泛绿或变得金黄的旷野天空，像一片片移动的云。这片尚未被城市规整的柏油马路和钢筋水泥完全驯服的土地，似乎意外地契合了父亲西林身上某种沉淀已久的、属于军人的、棱角分明的坚硬气息。他有一支按规定保管、擦拭得锃亮、泛着蓝黑色幽光的步枪。当1958年的阳光开始变得有些燠热，或者秋高气爽的周末早晨，如果天气晴好，也没有突如其来的会议或学习，他会从锁着的抽屉里取出那支步枪，仔细地、近乎虔诚地擦拭每一个部件，直到它们散发出冷冽的金属光泽。然后，他会对早已眼巴巴围在身旁、屏息期待的孩子们一挥手，脸上露出一种罕见的、褪去平日严肃沉闷的、带着干脆豪气的简短笑容：“走！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打牙祭去！”
那是西贝在上海最初两年灰暗、局促时光里，为数不多的、闪着锐利金属光泽和鲜活生命热度的日子。父亲肩扛着枪，腰背挺得笔直，走在前头，脚步沉稳有力，仿佛又回到了曾经行军打仗的队列，走向他的“战场”。西贝则自动担负起“小队长”的职责，领着因为能出门而兴奋又有些胆怯的二妹、总是蹦蹦跳跳、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小妹、以及像小牛犊一样总是试图冲到最前面去的弟弟，排成一溜不算整齐、却充满期待的纵队，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他身后，走向那片充满未知与可能的荒野。风里有青草和泥土被太阳晒暖后散发出的、令人心安的气息，远处有水鸟掠过水面的清唳。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机枪射手出身，从战火与鲜血中一步步做到团长，枪法早已刻进骨子里，成为一种本能。他会压低声音，简短地教孩子们如何辨认麻雀起落的踪迹，如何借助田埂、土堆或草丛隐蔽靠近，如何屏住呼吸，让心跳平稳，如何把握那稍纵即逝的、子弹与目标交汇的时机。“砰！”
一声并不震耳欲聋、却足够清晰锐利的枪声，骤然划破旷野的寂静，惊起飞鸟一片。往往就有一只灰扑扑的麻雀应声从草丛或光秃的枝头跌落，偶尔运气极好，还能惊起一只慌不择路、肥硕的野兔。每当父亲提着用草绳或麻线系成一串的战利品——那些渐渐失去体温、变得僵硬的麻雀，有时还有一只软垂的野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