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记得打电话。”母亲说，每次都是这句。
沈渡把东西塞进背包，拉链拉到头，使劲拽了拽，确认不会崩开。“到了打。”
父亲站在母亲身后，没说话，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背挺得比昨天直一些，不知道是药起效了还是不想让她看到他弯腰。沈渡看着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想说的太多了——按时吃药，按时去理疗，不要久坐，不要搬重物，疼了不要忍，不要等严重了再告诉她。这些话在医院都说过了，再说一遍就是重复，重复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对他没有任何帮助。
她上了车，找到座位，靠窗，倒数第三排。把背包放在膝盖上抱住，拉开车窗的窗帘。
车开了，客运站慢慢变远，母亲还在站台上站着，父亲已经转过身了。他往出口方向走，步子不快，但背影还算稳，不晃。沈渡看着那个背影一点一点变小，变模糊，变成一个点，消失了。她把窗帘放下来。
“你又会哭吗？”那个声音问。
沈渡把手放在背包上，隔着尼龙布摸到了那罐辣椒酱的瓶盖，圆圆的，硌手。“不会。”
“为什么？”
“因为哭没有用。”
“你不是在忍。”
“不是忍。”她说，“是不需要哭了。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该交代的交代了。剩下的不是我的事了，是他的事，是医生的事，是药的事。我都做了，我就不欠了。”
“你以前觉得自己欠他们。”
沈渡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放在背包上，五指张开，像一只停在荷叶上的蜻蜓。“我以前觉得我这辈子就是来还债的，还判词的债，还父母的债，还所有‘我对不起你’的债。我不知道我欠了什么，但我知道我欠了。因为大师说了，付出就会受伤——我受伤了，我就是欠了。不是欠别人，是欠命。”她把手收回来，交叠着放在膝盖上。“我现在不觉得了。我不欠谁，我只是还在这里。”
车在高速上行驶，路两边的树飞快地往后倒。沈渡没有数树，她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窗外的天灰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