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她想读的。但通知书上写着她的名字，她就去了。没有反抗，没有复读，没有偷偷改回来。通知书到的那天，母亲很高兴，父亲也很高兴。母亲做了一桌子菜，父亲开了一瓶放了很久的白酒。
“财务管理好，”母亲说，“坐办公室，体面，稳定。”
“女孩子嘛，稳定最重要。”父亲抿了一口酒，咂咂嘴。
沈渡坐在桌子对面，面前摆着一碗白米饭。米饭是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米粒晶莹剔透。她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青菜，嚼了十五下，咽下去。
“嗯。”她说。
没人知道她那天晚上在床上躺了很久，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灯没开，天花板是灰色的。她想起那本解剖图谱，想起那些彩色的、精密的、像地图一样的线条。动脉是红的，静脉是蓝的，神经是黄的。她有很久没有翻开那本书了。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敢。
打开它，就会想起为什么把它买回来。想起为什么把它买回来，就会想起她已经不在那条路上了。想起她已经不在那条路上，就会想起那是谁替她做的决定。想起那是谁替她做的决定，就会想起“我们是为你好”。想起“我们是为你好”，就会想起——
“付出真心，就会获得报应。”
她把被子拉过头顶，把自己整个人蒙住。被子里很黑，很闷，她的呼吸声被棉花吸收了，像一个人的哭被大雨盖住了。但眼泪没有，眼泪不用声音。
大学四年，她把自己活成了教科书级别的“普通人”。
成绩中等。期末考试不挂科，也不拿奖学金。上课坐中间偏后的位置，不举手，不提问，下课不和同学讨论。小组作业的时候，她会按时完成自己那部分，不多做，也不少做。没有人说她不好，也没有人说她好。
室友们对她客客气气的，但不算亲近。她们约着逛街、唱K、吃火锅，叫她会去，去了会在角落里安静地坐着，偶尔笑一下，但不是那种“我好开心”的笑，是那种“我知道这里应该笑”的笑。
室友叫小艺，东北人，嗓门大，说话像机关枪。有一次她们从火锅店出来，走在北京冬天的风里，小艺忽然揽住她的肩膀，大声说：“沈渡你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是太——憋得慌。”
沈渡说：“嗯，是有点。”
小艺又笑了，没再说什么。地铁来了，她们上了不同的车厢。沈渡站在车门边，看着窗外的隧道灯光一盏一盏地掠过，黑一下，亮一下，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