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她还在卫校读书，宿舍在六楼，没有电梯。每天爬楼梯累得半死，她和室友们约好，毕业以后一定要找个有电梯的工作。
后来她毕业了，分配到一家小医院，没多久就辞职了，去了药房。药房在一楼，不需要爬楼梯。
程兴平开出租车那几年，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半夜接到电话也要出门。她从来不问他去哪，也不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回家，吐了一地。她收拾干净，给他倒了杯温水放在床头，然后去次卧睡了。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看见床头那杯水，端起来喝了一口，凉了。
“你怎么不叫我？”他问。
“叫你干什么？”她说。
“帮我倒杯热的。”
“你自己不会倒？”
他没再说话。
后来他再喝醉，床头那杯水永远是凉的。
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觉得，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喝醉了就喝醉了，吐了就吐了，第二天难受也是自找的。
现在想想，她也许错了。
也许有些人是需要被照顾的，需要有人在他难受的时候倒一杯热水，需要有人在他睡不着的时候陪他说说话，需要有人在他害怕的时候告诉他没事的。
但程兴平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害怕。
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半夜翻垃圾桶捡出一个药瓶，然后跑去报警。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觉得她可能和张朝军的死有关。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只是半夜偷偷摸摸翻垃圾桶，然后偷偷摸摸跑去派出所，像做贼一样。
她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不是为程兴平哭。
是为自己哭。
因为她现在才发现，她和程兴平过了十几年，居然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彼此。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他们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张床上躺了十几年，却从来没有真正交汇过。
这个念头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她的心，不疼，但难受。
她擦干眼泪，走出厨房。
客厅的挂钟还在走，滴答滴答的，像一个人的心跳。
她站在挂钟下面，仰头看着那三根指针。时针指向十一点，分针指向七，秒针一圈一圈地转，永不停歇。
程兴平死了，这个钟还在走。
她忽然觉得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