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烧来得异常迅猛，体温计上的刻度轻易突破警戒线，将我在床上囚禁了不知多少日夜。汗湿的床单与昏沉的梦境黏连成团，听诊器冰凉的触感，药片滑过喉咙留下的苦涩，都与意识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而遥远。
但令我稍感意外的是，那些我以为会反复折磨我的噩梦——仓库缝隙漏下的苍白月光、幸村刀锋流转的冷光、有马贵将沉默的灰色眼睛，或是三波同学最后凝固的、介于痛苦与解脱之间的表情并未如期而至。
我的梦境是另一种混沌。没有具体的人，没有清晰的场景，只有一些破碎的感觉。这些东西在发热的大脑里翻滚、重组，形成毫无逻辑又令人精疲力尽的迷宮。我像一尾溺水的鱼，在高温的浪潮里无望地沉浮，挣扎着想要浮出水面醒来，又总被无形的力量温柔而坚决地拖回意识的深潭。
当我终于能够凭借自身意志睁开沉重的眼皮时，最先感知到的是窗帘缝隙透进的、过于明亮的天光。
视线缓慢聚焦，窗外庭院里那棵老樱树的叶子在风中簌簌摇落几片。身体仿佛被掏空重塑，轻飘飘的不属于自己，连转动脖颈都感到肌肉的虚弱抗议。
我从床上爬起，饥肠辘辘的打开冰箱找来两片干巴巴的面包吃。水池里倒映出的脸苍白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眼下是浓重的青黑，头发乱成一团，打结的地方用手指怎么也梳不开，一看就是生了大病的模样。
医生上门复诊的时候，他翻看了体温记录表，听诊器在我胸口和后背贴了好几个位置：“肺音还有些杂，好在炎症基本控制住了。不过你的身体底子本来就弱，这次又烧得这么厉害，至少还需要静养两周。”
两周？
我摇摇头，声音沙哑但坚持，“医生，我明天就想回学校。”
医生拧着眉看了我一眼，显然不赞同，他叹了口气，又嘱咐了一些“不要劳累、按时吃药、注意保暖”之类的话，收拾好药箱离开了。
母亲送他到门口，回来的时候没有看我，低着头把我吃完的面包盘收走，在水龙头下冲洗。
“为什么这么急着回去？”她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水龙头关了，碗放进碗架了，母亲轻手轻脚地从我身后经过，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我必须回去。”我对着空气说。
我必须回到一切发生与结束的地方，只有重新站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