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依旧每天看书、喝茶、晒太阳。但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了。房玄龄几乎每天都来，有时候带着问题，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坐一会儿，喝几杯茶，说几句闲话。任东知道房玄龄不是来讨教的，是来确认他还在的。自从魏州的事之后，房玄龄对他的态度变了——以前是尊敬，现在是依赖。不是那种“没你不行”的依赖，是那种“有你在我就放心”的依赖。
任东不太习惯这种依赖。在瓦岗的时候，翟让依赖他，但那种依赖是“你帮我打赢这一仗”。房玄龄的依赖是“你帮我想想这件事对不对”。前者是刀，用完就放下。后者是灯，一直亮着心里才踏实。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当好这盏灯。但他也没拒绝。
这天上午，任东正在抄《管子·轻重戊》里关于“衡山”的篇章，忽然听见帐篷外面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一个轻一些，一个重一些。轻的是房玄龄，重的是杜如晦。两个人一起出现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不是小事。
“先生。”房玄龄掀帘进来，杜如晦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但不是遇到难题的那种凝重，是一种更深的、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愤怒，又像是无奈。
“坐。”任东给他们倒了茶，“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房玄龄坐下来，“是有一件事，想了很久想不通，来请教先生。”
“什么事？”
“殿下可能要回长安了。”杜如晦接过话，“朝中有人弹劾殿下，说他在河北‘擅权专断、收买人心、图谋不轨’。三个罪名，每一个都够杀头的。”
任东端着茶碗的手顿了一下。
“三个罪名，哪个是真的？”
“哪个都不是真的。”房玄龄说，“但有人信。李建成在朝中造势，说殿下在河北做的事，不是为了大唐，是为了自己。说他收买民心，是为了以后夺嫡做准备。”
“那陛下信吗？”
“不知道。”房玄龄说，“陛下什么都没说。但殿下不回去说清楚，朝中的舆论会越来越不利。回去说清楚，又怕被人扣住不放。殿下左右为难。”
任东放下茶碗，看着他们。
“房先生，杜先生，”他说，“你们觉得殿下应不应该回去？”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